“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新增长的引擎。受此影响，最近京沪广等地再现恐慌性购房潮，地产股的表现也非常抢眼。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的有53个，同日央行公布的四季度问卷调查显示，29%的居民预期房价上涨，同比上涨10个百分点，比年初高11.3个百分点。
　　把新型城镇化诠释为房市主导的投资，确实是目前市场的逻辑。如目前房市销售回暖、新开工和投资回升，给市场以新型城镇化绕不开房市撬动。不论是1998年的房改还是2008～2009年的房市优惠，都成为了推动经济走出低谷的主要动力。市场倾向于认为，要有效消化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问题，新型城镇化很容易异化为另外一个4万亿。
　　而且，市场认为，尽管新型城镇化强调保障房的作用，但在地方政府负债高企，社保支出缺口日渐突出，财政收入增速不稳等下，社会保障房建设会面临财政资源不足的牵制，而难以加快建设进度。使得市场理解新型城镇化的方式还是旧方式。进而判断城镇化会导致地方政府变相弱化楼市调控——尽管中央政府反复强调楼市调控不动摇。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则被市场普遍理解为房市新增需求的扩展，加剧多地居民的恐慌性购房现象。
　　当然，这是一种市场认知幻觉。会议提出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加强楼市调控等，并明确提出今后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等，既赋予城镇化全新内涵，又把城镇化权作是促进内需的战略支撑点。如契合产业发展脉搏、生态宜居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的新型城镇化，旨在遏制拔苗助长式人或土地的城镇化率，为城镇化注入合乎市场规则的内涵。是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新型城镇化定格为促进内需战略支撑点的缘由之一。
　　当然，目前决策层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描述，尚处于探索和论证阶段，市场甚至地方政府不足以借此有效厘清新旧城镇化的区别，如新型城镇化与房地产的关系，显然是剪不断、理还乱之格局。
　　同样，把人的城镇化诠释为新型城镇化之核心，也是一种认知误区。如人的城镇化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基础，而在地方政府负债高企，社保越发面临支出性贫困，城市教育医疗资源不足等下，地方财力很难接纳大规模农民市民化。
　　而发展房地产等可增加土地出让收益，至少目前对地方政府是净收益，相对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地方政府的增支压力，把新型城镇化诠释为地方金融更符合地方利益，当前地方政府借市场对城镇化的发酵，加快推进土地上是，无疑也是希望在这种容易产生紊乱的新型城镇化解读中，获取机会收益。
　　市场对新型城镇化的误解，透射出各界对未来经济转型的困惑，也透射出经济转型的知易行难。实际上，新型城镇化的“新”反映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等的系统协调，这种系统协调的源动力则是制度变革释放的改革红利。如新型城镇化首先需理顺城乡经济秩序，实现城乡经济的有效对接。如强化政府对经济的服务功能转型，打破城镇经济体系中的垄断布局，释放城镇经济内生增长潜力，拓宽私人部门投资渠道，增加城镇就业容量，为农民提供安身立命的舞台。其次，新型城镇化亟需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渐消除户籍背后扭曲的福利不平等问题，以强化城乡经济的协调性，鼓励农地集中化经营，使农民的市民化真正成为聚敛内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