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高城镇化质量”放在重要位置，体现了思路之变，即不再仅仅重视城镇化的外在，而且同样强调城镇化的内在。会议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显然预示着今后的城镇化应该致力于修复社会转型期的公平缺失问题，寻求制度突破，打破城乡二元的体制分隔。
　　对中国来说，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正如李克强副总理所指出的那样，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城镇化率将不断提高，每年将有相当数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将带来投资的大幅增长和消费的快速增加，也会给城市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力资源。
　　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城镇化非常看好。今年，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将有10亿人生活在城市之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有221个；到2025年，现在全球城市TOP600的四分之一，会跌出榜单，将有99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上榜，其中，72个来自中国；而未来75个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中，有29个是中国的城市。
　　中国的城镇化之所以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正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城镇化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集约利用土地、燃气、电力等各种资源，降低各种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然而，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高楼大厦，还意味着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
　　在过去的城镇化浪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自由、公平、公正的扩展，而且也与城乡二元等种种陈旧的不合理的制度，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和冲击。征地拆迁、异地高考、流动人口办准生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异地衔接等时下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皆与此相关。
　　面对城镇化的浪潮，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政府当有所为，也当有所不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实际上，各级政府应该意识到，如今的城镇化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人们在市场经济下做出的自由选择，既不可阻挡，也难以人为控制。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在这个人口大规模自由流动的时代，任何门槛、樊篱，都不能阻止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趋势。控制人口一直是北京等大城市的政策目标，但是，目前北京的实际人口已经在2000万左右，早就大大超出了原来的目标。
　　在这样的一种趋势面前，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用政策堵塞，而是提供各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要有长远的眼光去解决城市规划、资源承受力等问题。如果，政府不改变思路，那么，北京等城市的规划绝对不会去按照有可能突破3000万人口的标准进行设计，恐怕也很少有人会想到，京津冀一带有可能会像东京地区、美国纽约新泽西一带，成为容纳上亿人口的超级城市群。
　　过去的城镇化虽然带来了中国的繁荣，但是，也制造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这条路很难再走下去。现在，正是重新反思和调整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时机，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城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无不与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同构、同源，甚至还是同样的问题。
　　高质量的城镇化，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市场的规律、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传统文化，尊重民众的意愿和权利。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是必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