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改革着力点选择，需要为持续高速增长打造平台，需要通过升级转型锻造高低搭配的雁行结构、需要实现中产为主的收入分配格局。
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改革成为助推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力手段。三十余年来，我国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有一个大的改革政策出台，已形成经济改革十年周期律。例如，1981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激活了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我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每一次重大改革，都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插上翅膀。
2012年，随着十八大胜利召开和中央领导集体顺利换届，我国已到了启动下个十年经济改革窗口期。一方面，我国经济系统增长内生动力已略显疲态，需要体制改革加油；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积聚，已到非改不可的临界点。不改革就不能发展，已是全体国民的共识。人民期盼新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而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就去深圳考察，追寻邓小平同志南巡足迹，沿途发表重要改革讲话。李克强副总理近期专门召开改革工作会，并提出“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的观点。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新领导集体逐渐进入角色，中央将会密集出台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
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会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并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这次改革不是在某个点上的突破，而是把发展目标与改革目标一起规划，进行全面、深化、持续的系统改革布局。首先，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二，改革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都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做大做强经济规模；其三，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形成以工业化为支撑、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以城镇化为抓手、以信息化为平台的“新四化”发展格局；其四，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现收入倍增目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34年。
2011年GDP达4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增长21．5倍，年均增长9．9％。目前我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5432美元，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我国能否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我国经济能否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二是我国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成功升级转型，三是我国民生问题能否得到持续保障和改善。这都需要通过经济改革来实现。
1．我国经济还未滑落到中速增长时代
当前，城镇化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机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了5亿农民。
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但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这些都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若达到70％，从农村需要转移的人口将达3亿左右。可以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远远没有结束，农民从“被上楼”的“半城镇化”，到真正意义城镇化的市民化，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这里孕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所以，人口红利消失是个伪命题，刘易斯拐点也是个伪命题。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城镇化已进入下半场。城镇化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8％以上的增长高速度，还需要挖掘充分条件。从我们的观察看，伴随城镇化，供给方面最有潜力的是民营经济需要大发展，需求方面最有潜力的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急剧扩张。所以，温家宝总理讲，国务院当前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通过结构性减税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二是调节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
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中，考虑到收入倍增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劳动力成本、资源环境成本等的上升不可逆，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并未消失，而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是不定因素，需要小微企业和中等收入人群分别从供需两端合力促进。综合来看，我国经济仍然有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内在动能。2011年四季度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属于主动调整性质。未来我国只要采取正确的改革措施，释放改革的巨大红利，一定能为经济积聚“正能量”，助推经济再增长几十年。
2．我国经济结构的理想模式是高低搭配的雁行结构
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经济结构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有如日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国家，转型都不成功，有如拉美。我国人口多，经济体量大，地区差异大，经济结构应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我国是一个大容量经济系统，即要发展高端，也不能放弃低端。就目前阶段而言，我们认为，理想模式是高低搭配的雁行结构。比如，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可率先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做“微笑曲线”的两端，摆脱“血汗工厂”地位，留住较丰厚的研发和推广利润；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继续采取“低成本”战略，吸引外资和东南沿海地区企业投资。这样，我国如果能造就高端产业能够与美日竞争，低端产业又拼得过东南亚，这样一种局面如果形成，我国经济系统整体能力将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为此，我们要学习德国做法，政府要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通过民营经济广泛创新、试错，实现我国制造升级和结构转型。我们不仅要“中国制造”、也要“中国创造”；我国不仅要成为制造大国，也是成为制造强国。这里，改革的关键点是政府要出钱出政策，改善小微企业营商环境，弥补纯市场调节的缺陷，降低风险，让人们敢于技术创新，敢于下海创业。我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未来希望在中小企业！另外，我们还需要采取差别地区政策，在东部劳动力等成本上升不可逆情况下，吸引外资和沿海内资到广袤的西部去发展。
3．我国收入分配要从图钉型格局转变为橄榄型格局
改革开放三十年，10％的人拥有45％的财富，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是图钉型的，我国几乎没有中产阶层，90％都不富裕。这一点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一个大比重的中产阶层的橄榄型格局是完全不同的。
我国储蓄率（总储蓄额／gdp）51％，不仅远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高于相近的所谓金砖四国。我国总储蓄中，企业占40％，政府占20％，居民仅占40％。而居民储蓄中，最富裕的5％家庭占61．6％。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不敢消费的国家，这与拥有最强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缺失有很大关系。
当前，西方国家福利过度、举债消费，没人干活，经济下滑，所以闹债务危机。而我国正好相反，民生欠账严重、收入差距过大。富人有钱不消费，穷人想消费但没钱。收入结构扭曲导致消费不足、需求不足，进而制约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已经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已经影响到经济系统的效率了。
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革以“限高、扩中、提低”为标准，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只有迅速增加中等收入人群，变图钉型格局为橄榄型格局，才能有效促进我国消费升级与显著扩大，才能实现我国梦寐以求的消费拉动型增长。
总之，我国经济改革着力点选择，需要为持续高速增长打造平台，需要通过升级转型锻造高低搭配的雁行结构、需要实现中产为主的收入分配格局。只有这样，改革才真正牵着了牛鼻子，我国才能顺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