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九龙坡区白市驿镇公示37位村干部财产时，遭部分村官抵制，有村干部称，“我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凭啥子把我的财产公示出去”。该镇党委负责人称，公示财产属探索性质的试验。区委宣传部负责人同时表示，地方态度谨慎因“担心此举成为全国民众关注焦点”。（12月13日《第一财经日报》）
　　地方“试水”官员财产公示，确实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摸石头”。低调而谨慎的试点，挡不住几成共识的大势。一方面是近期的“表哥”、“房叔”等事件，令民间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声再次高涨；另一方面，十八大后释放出的反腐信号，加深了人们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期待。
　　事实上，从乡村到区县，从阿勒泰到广东……地方版的官员财产公示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基层化、低调化、密集化。试点的地区越来越多，有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今，我国已有29个市、县涉及官员财产公开试点改革。然而，这些试点的地方基本又多是刻意低调，或者左顾右盼，或者谨小慎微。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试点基本集中在权力架构的最底层，即在民众眼中的“浅水区”。
　　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村干部称“我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凭啥子把我的财产公示出去”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公示是一种义务，尽管尚未法制化，按照权责对等的逻辑，“公示先从村干部做起”，显然就有失公允；再说，生活逻辑推断可知，村干部寻租或权力交易的概率相对更小，那么，公示的监督意义，相对自然有限。
　　这里其实有两重担忧：一者，作为公认为硬骨头的“财产公示”，自上而下遭遇的梗阻能自下而上地纾解吗？早在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但未能实际进入立法程序。此后，相关规定也并不鲜见。遗憾的是，刚性有序的律条基本被虚置。阻力不在于技术，恰在于公开的勇气。单项规定都不足以破解这一迷局，村级干部的财产公示，又能累积多少改革的驱动力量？
　　二者，财产公示已经“试水”了很多年，用句曾经很时髦的话说：有些探索都已经“过了河”。从财产公示试点的情况看，有的人走茶凉，有的昙花一现，有的边走边看，有的走走停停。好的举措，又怕民众联想，进而倒逼成舆论压力；形式的做派，又怕民意臧否，还落得个好心办坏事的委屈。于是这些试点，主要仰仗官员自觉，因为缺乏监督和问责体系，而推进得踉踉跄跄——既摸不到真正的“石头”，又在河里趟了太久而被民众诟病“不清爽”。
　　说到财产公示，有人总喜欢将之划入敏感话题行列。但殊不知，即便从公众的好奇心而言，越是吁求知情、越是遮遮掩掩，反而增多了非常态反腐的“花边”，也让本来清白的官员的合法财产被妖魔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