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正分头拟定急救相关法规。北京市急救地方法规已进入市人大的立法调研阶段。立法起草者考虑从免责角度为急救车争取更为明确的“优先路权”，比如，在转运急危重症病人途中，急救车如果和周围邻近社会车辆出现剐蹭，予以免责。
　　如何保障急救车路权，一直是个难题，近期随着“急救车遇堵，三公里走40分钟病人死亡”事件的曝光，这个难题又开始热起来，舆论关注度很高，讨论的人很多。但是说来说去，这个问题依然跳不出熟悉的那几个条条框框：一是法律执行问题，二是素质和意识问题，三是现实条件问题。急救车的路权卡在了这三个门槛上，问题深层缘由看似清晰，解决方案看似一目了然，但现实层面，病症还是周期性发作。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中国式过马路”，比如公共场所禁烟。如果仅立足于舆论空间里判断，这些问题似乎根本就不是问题，法律、道德、技术现实，相关因素和解决方法都摆在那里，人人都能批判，人人都能建议，要共识有共识，要理论有理论，但解决起来还是困难。而且，往往某些问题说得越透彻，在现实中，似乎越是无解。
　　无解的结果，通常是寻求法律，将法律的外延和边界无限拓展，以具体覆盖到公共生活的每个层面，覆盖到公共领域里个人行为的每一细枝末节。比如，约束“三公”消费乏力时，就具体罗列出公费出国的限制人数，公务接待不能上哪些菜、喝哪些酒，等等。法律问题被技术化了，有的时候，法律的精神内核，在这个无限技术化的过程中被肢解了。人们如何行动，不是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而是因为条文规定，有主观价值的人成了法律机器里按既定程序运转的零件。
　　为保障法律执行，有些问题确实要说清楚，但要形成合理的公共秩序，对法律不能形成过度依赖。以急救车路权为例，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对急救车的路权、拒绝让道的惩罚，表述得清清楚楚。北京等地新的急救法规，不过是更加细化，新规还是绕不开现实执行问题。这不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急救新规的困境，还是诸多维系公共秩序的法律在公共领域的困境。
　　现实中，法律条文不仅是刚性规则问题，法律的执行状况，是集体意识、道德、伦理和技术现实的集合体。路权优先，只解决了应不应让道的问题，为什么让道、如何让道，法律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取决于人们对社会对自我对现实的判断。换言之，人们有没有一个关于公共秩序的基本概念，对公共领域应该出让多少权利、出让之后能够得到什么回馈有大致的认知。
　　可以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相关概念的获得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人都是反思者，胜过人人都是发言者。公共生活的失序，可能确实会出现普遍性、周期性，可能会近似无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对某一症结做技术分析解构，进而得出万能的原因、万能的结果和万能的方法论，而在于这些反复出现的事实，能不能在头脑中形成冲击，加固自身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信念，加固对义务、责任的信守。
　　法律建立在这种信守之上，它的内核是内在的秩序、自发的秩序，进而建构出现实秩序。在公共领域里，人人都是这种秩序的建构者。建构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所期望的良好公共秩序的形成，离不开个体的人对权利、义务的信守。而实际上，对权利和义务的信守，正是我们不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