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12月15日至16日，中国政府将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定调并部署工作任务，会后还有一些重要财经部门的高层人事调整。
　　十八大后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经济策略变化，比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提法变成了“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一“新四化”为发展的重要动力……，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GDP中心主义”是被削弱了，“新型城镇化”则被突出了。
　　“新型城镇化”是个非常明智的提法。以前最流行的是“高密度的超级都市圈”的呼吁，这来自于很多学者的幼稚“比例对应”，比如他们会说，“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吸引了90%的人口，而中国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也应当如此。如果没达到，就意味着城市土地的集约程度还不够。”这种愚昧的“比例要求”忽略了数量级的不同。因为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只不过吸引了2亿不到的人，如果中国三大都市圈也这样做的话，以全国土地9.42%吸引12亿人，我们不知道这些土地的饮用水、城市径流、交通网络、环境和医疗等等能否具有如此大的承载力。这同时意味着其他2亿-3亿人分布在91%的土地上，这些地方将出现世界上最可观的“人地拥有”宽松的关系。
　　我们坚持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不可以拿任何国家来做参考的，因为人类第一次发生10亿规模以上人口的城市化，而在过去我们只见过最多4亿级人口国家的城市化浪潮。
　　强调“城乡统筹、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是对过去“超级城市化”的纠正。我们认为，它的本质含义，不再以社会工程的方式来追求城市的高密度，而是考虑到人自由流动的合理性。实际上以高密度导向的超级城市化似乎创造了51.2％的城市化率，但很多是“伪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即1.45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却留不下来，但被纳入硬性城市化率计算之中。
　　大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形成收入，但却很难在城市消费，他们会在农村附近的小城镇买房，作为未来的安宿。与之相反的是，而城市边缘的农民因城市扩张，“被城市化”，有住房但没有收入流，上楼致贫。一些政府疯狂撤并学校，目的是迫使农民家长必须为孩子的教育而进城买房。“城市化率”正在取代GDP数字，成为新的考核神话。
　　在目前条件下，将1.45亿农民工真正安置在城市，是需要大量的福利支出的，即使不考虑官僚系统的截留，也形成巨大的财政赤字，使得动力不足。所以原来的城市化和房价卖地策略必然是“破产”的。人不能完全“被城市化”，最终人是要用自己的自主意志来“寻找”合适自己的城市化。
　　城市化率肯定会继续上行，但节奏交给自然演化的秩序。相信速度将越来越慢。有些人喜欢土地高密度，有些人喜欢低密度的人地关系，有些农村人当农民当够了，要成为城里人，而有些城市人则喜欢成为新农民。正确的城市化逻辑是，创造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条件，让热爱城市的人有能力去适应城市生活，让人们选择他们喜欢的人地比例关系。让“新型城镇化”变成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