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12年12月1—2日主办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与体制”第7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如何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热点议题。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应当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重点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1．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这个目标，不是在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2．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之路意义重大。迟福林强调，这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
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有建设性。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指出，国家的分配政策客观上有三个方面：一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二是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三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其中，最富有建设性的是加快制定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分配政策。
许耀桐强调，国家要把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依靠力量。把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国家和执政党依靠的力量，并不违背我们党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工农联盟的宗旨。因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果，必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其他劳动阶层中的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明确提出把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依靠力量，具有更加积极、更加鲜明的导向作用。
1．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呈现下降趋势，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指出，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比重由1992年的66．06％下降到2011年的57．23％，下降主要发生在1999年以后；中等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总额在居民收入总额中占比下降，1985—1993年平均占比
57．4％，1994—2002年平均占比55．4％，2003—2011年平均占比51．7％；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幅下降，从1995年开始，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达到39．7％，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2009—2011年，数据调整后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较多，但仍然是下降趋势。
2．居民收入倍增不是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倍增，而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迟福林建议：第一，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未来10年，在GDP年均增速为7％—8％的条件下，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年均应不低于7．5％；第二，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使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目前大约40％提高到50％左右；第三，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内。
1．再分配不公降低了居民收入比重。
按照宋立的研究，再分配后，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从
68．34％下降到57．11％，下降幅度较初次分配阶段扩大了3．4个百分点。1999年以来的收入再分配机制，未能将企业收入向居民部门适度转移，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的趋势。
2．目前的部门间收入转移机制，未能有效弥补初次分配的缺陷，形成期望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宋立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税负过重，政府收入占GDP比例大约为31％左右，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下限，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水平；国企红利未能向政府作实质性转移。企业部门转出收入的规模大幅降低，居民部门获得的转移收入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必然快速下降。
3．近期完善再分配需要发挥公共部门的作用。宋立建议：第一，国有资本红利上缴财政以降低低收入阶层社保缴费水平；第二，适度降低宏观税负，严格财政预算管理；第三，严格限制国企管理层的薪酬水平，保障国家资本性权益；第四，推进具竞争属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监管体系的建设。
4．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迟福林指出，虽然过去几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重要的历史性进展，但由于某些制度安排的不公平，使城乡、不同群体间公共资源配置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由此加大了中低收入群体在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的负担，他们的实际生活质量很难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同步提高，并由此拉大了实际收入的差距。这说明，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过程中能否保障中低收入者的权益，已成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需要：第一，严格限制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范围，把住房领域的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中低收入者，建立完善以廉租房为重点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这个前提下进一步推进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第二，加快推进城乡、不同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尤其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的制度统一；第三，努力缩小财政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差距，并建立公开的约束性指标。
1．杜绝灰色收入和寻租腐败才能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认同感。迟福林指出，在灰色收入较为普遍、腐败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分配不公越来越成为引发社会不满情绪重要根源的特定背景下，要使工薪阶层为主体的中等收入者普遍认同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迫切要求以公开、透明为重点，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理顺利益关系，形成公正有序的分配秩序。
2．以全口径预算决算管理改革为契机，全面推进政府预算公开。迟福林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客观上要求建设低成本的廉洁政府，这对财政预算公开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说，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推进全口径财政预算公开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在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公开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布其明细账目，并通过3—5年的努力，使各级政府全面实现“三公”经费的公开；第二，拓展财政预算公开范围，将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土地出让金等全部纳入预算公开范围；第三，加快《预算法》的修订工作，为推进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供法律依据。
3．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逐步形成覆盖全民的财产申报制度。迟福林认为，当前，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各方面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成为解决机制性寻租腐败、提振社会信心的重大举措。第一，尽快实现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从内部申报转向社会公开；第二，对拟新提拔的官员、新当选的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率先实行财产公开；第三，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将财产公开覆盖至全部官员，争取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覆盖全民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建成完善的收入分配基础数据信息体系。
4．建立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动态监察制度。迟福林强调，对公职人员进行收入和财产监督是杜绝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关键所在。建议在推行阳光政府建设的过程中，加快设计建立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监察体系。其重要措施是：第一，加强对腐败高发领域公职人员的收入及财产监督，在推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新突破；第二，强化各级人大对同级官员的收入及财产监察；第三，强化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建立和完善对公职人员非法收入及财产的举报制度。
1．收入分配改革的主体是多样的，各方面都要有参与意识。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指出，以
《劳动合同法》出台为例，征求意见的时候，很多外企提意见，而我们的民营企业很少提，但这个法一出台之后，外国公司的立场就是坚决拥护，我们的一些民营企业却有意见。刚通过怎么修法，修法也得两年以后，为什么之前不参与呢？
2．建立中低收入者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机制。杨宜勇强调，收入分配改革要用好两个机制：一是“两会”机制；二是谈判机制。比如税改的问题、最低工资的问题、最低生活保障线的问题，老百姓要用好
“两会”机制，通过“两会”代表表达自身利益。再比如涨工资问题，要建立一个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的机制。
3．中低收入群体自身要有创业意识。
杨宜勇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是打造职业社会，构建更加强大的专业队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中低收入群体自身要有创业意识，要成为创业的主体。美国大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26％选择自主创业，中国大学生离开校园的时候创业的不到1％，差了26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要靠人们的自强、自创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