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近日表示，明年将把部分Mac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这是十多年来苹果首次将其产品设计和生产部门同时迁回本土。鉴于美国“制造业回归”的趋势，这一举动的象征意义更大。
美国制造业回流及“本土化制造”的背后，是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欲借“再工业化”战略重夺国际制造业竞争主导权，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战略意图十分强烈。2010年8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既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又着眼未来美国战略思路的《制造业促进法案》，被视为美国启动“再工业化”的序幕。
美国“再工业化”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多年以来，要素红利是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随着中国要素价值的重估，这一切都已在变。由于“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进一步逆转将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有估计认为，以美元计的中国工资预计将每年增长15%至20%，超过生产率增速。在考虑美国的生产率后，中国沿海地区与美国部分低成本的州之间曾经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到2015年将缩减至目前水平的40%以下。当考虑缩紧航运成本及诸如隐藏成本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后，中国的成本优势变得更微小。两国间快速收窄的工资差距，是驱动美国制造从中国回流美国本土的第一大驱动因素。
当然，劳动力成本绝对不是构成制造业成本方程的唯一因素。2010
年以来，中国电力成本飙升了15%。进口动力煤的价格上涨和对高耗能企业优惠税率的终止，也推高了这些占中国电力消耗74%的行业的发展成本。此外，中国工业用地已不再便宜。事实上，中国商业用地价格已远超美国。在沿海城市宁波，工业用地成本为每平方英尺11.15
美元，南京为14.49 美元，上海为17.29 美元，深圳为21 美元。全国平均为每平方英尺10.22
美元。相比之下，在阿拉巴马州的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成本在1.86 美元-7.43 美元之间;在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从1.30 美元至4.65
美元不等。此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成本降低因素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能源价格下降会大幅削减美国制造业成本，那可能意味着未来美国制造业正出现长期结构性改进，重新进入上升期。
假如成本差距还只是中长期影响外，那么决定中美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则是更直接的因素。本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产业间、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由此推动了新一轮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产业链纵向的高度分工化，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则转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发展中国家。
今天，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不足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3%。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不强，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现象：2008年至201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9.9%，经济增长总量中三分之二以上为资本积累的贡献。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带来的却是资本效率的下降。上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产出率为3.79，到了2000年至2007年已增至4.25，再到2008年至2009年则上升到4.89，资本的扩大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挤出”效应。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一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能力相差巨大。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企业通过缩短工时压缩用工投入，削减劳工成本，劳动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今年三季度，美国非农业部门劳动力产出按年率计算环比增加4.2%，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环比上升2.9%，大大超出预期。
在未来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的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必须赢得成本领先之外的竞争力，必须向生产率要效益，向价值链的上游攀升。让成本上升的压力成为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下大力气向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规模报酬递增特征明显、产业盈利能力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当然，“淘汰”和“死亡”将会使这个转型和升级的过程变得更加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