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是中国传统思维中对为官境界的最高想象。而“清”，与其说是涉及行政能力的清楚、清晰之清，不如说是涉及行政伦理的清廉、清洁之清，更多地体现在关于对于物质财富的态度。
　　这样的认识沿袭至今，使得每有关于官员财产公示的消息传出，都会引来广泛关注。从新疆阿勒泰率先试水，到湖南浏阳、浙江慈溪等地的悄然跟进，最近，曾经的“首富之区”、中国改革的“突破之省”广东传来消息，在珠海市横琴新区、韶关市始兴县，对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度进行试点，让人对这一制度产生更大期许。
　　不管形式如何，不正当地谋取私利，是腐败行为的最终目标。而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又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存折、现金、房产、收藏……因为其“物质性”，所以对其监督也最具可能性和高效性。
　　从行政伦理的角度看，财产公开是公职人员“内生责任”的体现。财产公示体现出公务员的价值观、道德感和身份认同。实际上，从财产转移到隐性收入，逃避申报或者公示的方法很多。公示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的也只是警醒和监督的作用，财产状况的真正透明，需要的是公职人员的配合和参与。试点的一些地方出路维艰，很多也是因为公示对象不理解带来的阻力。
　　但这样的个体伦理，不能仅依靠“个人修炼”来提升，而是更多地需要外部支撑。职业和行政的伦理立法，可以为公职人员道德建设构筑起底线。而类似“公务员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机构，也能让财产公开等制度能更好地执行、监督和核查。
　　即便是社会公众，在官员财产公示上，也不能以围观的心态袖手一旁。浙江慈溪、宁夏银川等地官员财产公开“零投诉零异议”，固然有制度设计的问题，却也不能否认公众消极态度的影响。建立有效的社会期望压力机制和沟通渠道，公众的意见和情感才能及时明确地传达给公权力机关。公众的参与，将增强公职人员对公众期望的敏感度，使他们真正具有责任感和回应性。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或许是一个“绝对真理”，但这样的真理，是建立在对个人绝对追求自我利益的前提之上。或许，更好的价值、伦理教育，会让这样的“真理”缩小适用范围，描画一个更清明的政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