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教会鹦鹉说供给和需求，它也能成为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如是说。
供给与需求分析是最基础的经济学工具，特别在分析单个商品、单个市场时，它简单而有力。但是，当分析对象从微观层面转向宏观层面时，它就对智力构成一定的挑战，很多人甚至一些职业经济学家一不小心就迷失在两条十字交叉线之中。
在宏观分析框架中，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部分组成，而总供给曲线由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函数则取决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决定产出和总价格水平，当总需求超出总供给时产生通胀，相反则产生通缩。总供给能力决定长期增长潜力，总需求水平决定这种潜力在短期的实现情况，决定当期GDP。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间接且慢，对总需求的影响直接、直观，所以，多数政策都是从需求角度着手，也因此，媒体也主要围绕需求政策进行报道，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为最多人所熟悉。
道理很简单，并不高深，但很容易在这上面犯错。不久前有人语出惊人：消费不是马车，投资才是增长动力。持此论者强调了资本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遗憾的是，他似乎把总需求构成部分的投资需求与供给能力中的资本存量混为一谈，硬生生把需求面的“马车”扯到了供给方，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是什么重大新观点。
经济行为常同时作用于需求面和供给面，未注意到这种“一体两面”性，容易陷入一些热烈但无意义的争论。节俭还是奢侈更能创造繁荣？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命题，如果没有“一体两面”思维，你会莫衷一是。又如投资，它在当期创造了需求，但同时又以增加资本存量的方式提高了未来总供给能力。再比如，消费常简单地视作需求，其供给效应易被忽视，饥饿时产出能力大打折扣，增加食物改善健康亦能改善总供给。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医疗、教育都计入消费需求，但在卫生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中，则当作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影响一国长期经济表现的关键变量。再有，顺差是总需求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热衷于追求顺差，但国际贸易扩展了资源配置的范围，提高了生产效率因而提高供给能力，因此，顺差为零国际贸易仍然有利可图，但这道理并未被广泛接受。
大费周章论述需求供给，是要用来分析一个重要问题：城市化。自决策层提出未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是城镇化之后，地方上一股大干快上之风有刮起之势。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是，城市化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而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仅51%，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空间极其广阔，甚至有人还核算出城市化带来的投资需求达40万亿。既如此，大干快上搞投资岂不理所当然？
然而，将过去30年的高增长归结于城市化，很可能是一个误区。城市化同样有“一体两面”性，即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从农村进入城市，自然产生住宅基建、消费娱乐等许多需求，同时，集中居住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技能和知识的扩散也变得更加容易，这是它的供给效应。
试想，只有城市化产生的需求而无供给能力上升去匹配，是什么结果？肯定是只有价格上升而实际GDP不能增长。由此可以推断，过去30年实际GDP持续增长，背后一定还有供给效应在与之匹配。这是集中居住带来的吗？显然不是。试想：把分散的农村居民集中到城市，同时让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经济会有增长吗？显然，这种只制造需求的行为是无意义的。事实上，任何一国的城市化都是受工业化的推动。
从供给角度看，过去高增长除人力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其余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而后者来源大致有三：一是市场化改善资源配置，等量投入产出却增加；二是科技进步，如国外先进技术的外溢；三是工业化，同样一个劳动力从事农业年收入1万元，从事工业变成3万元，劳动力仍为一人，但GDP瞬间就增加了2万元。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同步，工业化走得快而城市化走得慢。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国家，工业化增加供给能力，而城市化产生需求。在供给与需求基本匹配的情况下，说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还是说城市化推动经济增长，都是成立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从供给角度，后者从需求角度。但是，在两者不同步的中国，断言过去30年经济增长源于城市化，不说全错，至少也是不准确的。更准确的说法，是工业化推动了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
如果承认30年的增长来源于工业化，那么，接下来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关键就在于两点：一是能否继续工业化，即继续有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部门转到工业部门；二是现有非农业部门能否不断升级（如同1万元收入的农民变成3万元收入的工人）。
事实情况没有某些人预测的那么乐观。中国的工业化率远高于城市化率，目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降至10%左右，今后即使有所下降，空间也会有限。从劳动力转移潜力看，根据经济学家李迅雷的测算，可供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剩余规模只有4000-6000万。即便退一步，从城市化创造需求的角度，情况也难乐观。目前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为51%，但这一数据存在大幅低估，有的人估计城市化率已超过60%，这应该是可信的，也与我们直观观察相一致。如果按远期75%目标，目前中国城市化也已经进入了末期阶段。
正如前述，单纯的城市化，而没有相应的产业升级（从农业到工业也是一种产业升级），城市化就徒具需求创造功能，它所制造的就只是需求泡沫，而不是一国长期增长的基石。但是，制造需求要比改善供给容易得多，特别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掌握了制造需求的法宝——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所以，当决策层提出城镇化大计之后，他们的兴奋劲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什么比大干快上搞房地产更让地方政府兴奋的呢？但是，这些人根本没有理解十八大报告的深刻内涵，报告中“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句话，他们要么是没注意，要么是有意忽略了。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在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继续较快地提高人均收入，关键要靠产业升级，它既包括继续降低农业占比，也包括现有工业和服务业向更高层次爬升，还包括原有农业部门的继续现代化。过往，是工业化让城市化变得有意义，未来城市化也只有与产业升级完美配合，才是有价值的。这是从供给角度得出的可靠结论。沉迷于城市化制造需求的迷梦中，偏执于大搞投资，只能制造繁荣假象，甚至会导致城市化与贫困化并存，而这种危险的迹象已经在很多地方初露端倪，当引起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