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挖掘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政府改革或政府职能转变成为今后各项改革能否推进的关键，以财政改革来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改革，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点。
《经济参考报》：近几年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下滑的现象。传统的各种红利正在慢慢消失。据此有人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未来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还有哪些新动力？
刘尚希：首先，对于中国经济我有两个判断。
一个判断是中国经济支撑力量正在从物质资本转向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起步阶段，物质资本短缺是最主要因素。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注重招商引资，主要是解决资本短缺问题。现阶段，中国不缺钱，资本已经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现在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跟物质资本不一样。虽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但是这只是少数，主要还要靠内生，靠我们自己。人力资本要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劳动技能的提升、创新意识的增强才能获得。
现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动力的新阶段，但是还要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不足的，这会严重制约今后企业转型升级、技术产品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
另一个判断是中国的发展难度在成倍增加。从低收入国家跃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相对容易，而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再跃入高收入国家非常难。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会大大增加。改革、开放、发展的难度会同时扩大和上升。大家都同意改革，但是怎么改，还说不清楚。现在的情况和原来不一样。这点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要认为今后的发展难度和过去是一样的，这可能会造成误判。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在扩大。改革的目标、路径、共识、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
首先，改革到了深水区，继续沿用过去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方式，有问题出来了就改革的道路已经行不通。现在需要一种理性引导、风险导向来推动改革。风险在哪里就改哪里。这就意味着改革方式要转变。
第二，开放具有不确定性。现在全球化的成本和风险不断扩大。以前认为，全球化对中国有好处，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产品的出口已经受到极大限制。
第三，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下一步该如何发展。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从出口导向到消费导向，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但是怎么转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
《经济参考报》：前几天，李克强副总理谈到“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这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作为财税体制研究领域的专家，您认为，财政制度改革在今后改革中应该扮演一种什么角色？
刘尚希：国家制度是由各项制度构成的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财政制度处于基础性地位。这个基础如果不发生变化，竖立其上的任何制度都难以改革。
现在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是多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无论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还是社会改革，财政改革依然要先行。财政不只是简单地收钱和花钱，而是涉及到市场运行，更涉及到政府运行和社会运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例如，作为财政核心的预算，其本身就是约束政府活动范围和方向的最重要工具，预算改革同时构成了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只是财政花多少钱这样一个核算问题，而是构成社会利益关系的一部分，与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在一起。
新时期的财政制度，不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此而言，财政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的基础。以财政改革来全面推动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当前约束条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点。
《经济参考报》：具体应如何来改？
刘尚希：如果说过去的财政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服务，那么，新时期的财政改革则应定位到主要为社会改革服务。
社会改革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二是社会与市场的关系。经济改革的指向是经济效率，社会改革的指向则是社会平等。经济改革是属于生产方式的改革，解决财富创造的动力问题。社会改革属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革，解决社会财富支配、使用和消费中的公共性问题。整体看，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复杂，难度更大，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寻。而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即社会财富的基本消费平等化。我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大大增加了，但在社会层面却反映出社会财富消费严重不平等，消费差距扩大，并已经大于收入差距。公共消费是缩小社会差距的重要途径。社会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增强政府在公共消费中的作用，尤其在健康消费、教育消费、环境消费、生存性消费等方面归位；另一方面，是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消费中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在健康、教育和环保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通过政府，而且通过社会自身来缩小社会财富支配和使用中的差距，促进消费权利的社会平等。
公共消费的作用，不只是有助于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稳定，还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动力。所以，从系统论观点来看，新时期财政改革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可以说是换一种方式在为经济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创造社会条件。
政府改革或政府职能的转换，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各项改革能否推进的关键。随着社会改革成为新时期改革的重点，政府的社会职能转换则成为新时期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财政改革也相应体现在社会领域，为政府改革服务。财政作为政府存在和活动的基础，对政府活动发挥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约束性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财政改革对政府改革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促进政府改革，也可以拖延政府改革。
因此，财政改革的主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尤其在政府改革难以正面推进的情况下，其作用是其他任何改革无法替代的。未来财政改革应放到国家公共治理的核心位置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