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改革欲再寻突破。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近日成立，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担任社监委主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担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岩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担任委员。
　　在郭美美事件后遭遇强烈公信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红十字会频频在改革上表态。这一次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其实就是此前红会承诺的改革内容之一。
　　今年8月，红会副会长赵白鸽在谈及红会改革时表示，引入社会监督是改革的重点。其中一个内容即是“决策和评估体系当中必须真正寻找独立的人参与，代表中立的观点进行评估”。对应这个表态，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只能说是在决策和评估上改革举措，与提升社会监督并无直接关系。
　　通过邀请社会名流成立监督委员会其实是国际通行规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委员会的定位只能相当于基金会内部的最高决策和监督机构，而不能等同于社会监督机构。言下之意，监督委员会只能说是通过引入专业人士，服务于基金会自身的正常运作，与国外基金会董事会的定位差不多，而非取代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委员会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红会的透明度，尚待观察。
　　按照红会负责人此前的说法，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为了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但现实是，监督委员会顶多只能算是自律上的改革增量。一来，监督委员会是在红会的自行组织下成立，一些名流甚至是受红会主动邀请，并不能等同为公众监督的代表，其作用更接近于红会智囊；另一方面，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是，在红会本身透明性尚且不足的情况下，谁来保证监督委员会的公正？
　　检索一年多以来红会的多次改革动态，不难发现，无论是表示将公开选拔干部，还是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都并未真正涉及到自身定位的变化。在今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红十字会被定位为“人道领域的政府助手”。从这种定位来看，红会的改革仍是要围绕“政府助手”为中心，这显然与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诉求存在差距。
　　可以说，红会目前的诸多改革仍是沿袭此前技术层面的“修补”路线。而在今年8月，国际评估组织对于红会的评估鉴定中就指出，红十字会存在系统的治理结构不畅、工作效率不高等诸多弊病。不难看出，这些弊病，恰是由官办慈善性质决定的自身痼疾。但在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拟定的红会改革方案中，“去行政化”的改革举措最终因“阻力过大”被排除在改革规划之外。这说明，红会改革在短时期内仍未切中“去行政化”的肯綮。
　　需要明确的是，公众对于红会改革的诉求，已经不仅仅是红会自身公信力重塑的问题。作为典型的官办慈善代表，红会改革被誉为“是在为中国社会组织改革和慈善公益体制改革探路”。面对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以红会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的改革，必须要直面民间慈善机构的发育诉求。长期以来，官办慈善机构在公信力与效率上的落后，以及在网罗慈善资源上的强势地位，已经影响到民间慈善组织的正常发育。
　　慈善事业的本质是民间的。红会的改革轨迹其实是现代中国社会组织艰难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它的改革成败必将内嵌到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的进程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红会的改革要突破技术层面的修复，重新扬起“去行政化”的改革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