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期间，各国、各地区比拼的不是一时的增长速度高低，而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是经济转型的速度，归根到底是体制改革的速度。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加快改革这个大方向，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红利”！

　　1.过去30多年，最大的红利是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人口红利”、“政治红利”、“和平红利”无从谈起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作出部署，字里行间传递出诸多改革新指向。不久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提出，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您认为这30多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怎样的红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魏加宁：关于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有人从经济学角度将其归因于“人口红利”，有人从政治学角度将其归因于“政治红利”，也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将其归因于“和平红利”。我认为，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改革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国外资本和广阔的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首先，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人口红利”就无从谈起。为什么同样的人口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不仅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红利”，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事实上，恰恰是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所谓“人口红利”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其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政治红利”就无从谈起。邓小平同志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才真正得到了巩固，社会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
　　再有，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所谓“和平红利”也无从谈起。由于有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周边无战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否则，我们的“人口红利”也只能用于应付战争了。
　　所以说，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而言，“最大的红利”莫过于改革开放！

　　2.只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就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红利

　　记者：正如您所言，改革开放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但是，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中国也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的红利是不是已经衰减？
　　魏加宁：的确，从经济学角度看，旧的“人口红利”似乎正在逐渐消失；从政治学角度看，传统的“政治红利”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以往的“和平红利”似乎也正在受到威胁。
　　生产成本上升、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增长放缓……再加上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矛盾突出，所有这些，都说明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如果不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不仅各种“红利”会逐渐消失，而且以往的各种“透支”也会找上门来，要求追偿，甚至有可能爆发各种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种传统的红利因素正在或将要消失，但是，只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就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红利。
　　比如，从经济上讲，虽然传统的低素质劳动力的“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人口结构中高素质优秀人才越来越多，只要改革开放真正到位，产业结构能够实现升级，新的“人才红利”就会替代旧的“人口红利”，并使我国逐渐显现出新的比较优势。
　　再如，从国际关系上讲，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传统的依靠引进外资、开放市场带来的“和平红利”会逐步减少，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会逐步增加，更重要的是，一个开放、繁荣、民主、稳定的中国，给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安全感将会逐步增加，从而带来新的“和谐红利”。

　　3.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涨，无一不与改革开放有关

　　记者：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但毫无疑问，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风险，面对这样的现实，很多人都想知道，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何处？您怎样理解改革是最大红利？
　　魏加宁：从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来看，经济增长周期与改革开放周期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涨，无一不是与改革开放有关。
　　第一次改革开放高潮与经济高涨的国内背景是，“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展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争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轮高潮：农村实行联产承包，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积极吸引外资等，从而带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快速增长。
　　第二次改革开放高潮与经济高涨出现在90年代初。当时中国开展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将中国改革开放推向新一轮高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中国经济快速升温，甚至一度出现过热，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
　　第三次改革开放高潮与经济高涨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当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出现了通货紧缩。90年代末，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争论的焦点是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当时中央果断加快入世谈判进程，中国成功加入WTO，实现了全面的对外开放，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头十年里实现了出口带动下的快速增长。
　　我认为，目前我们迎来了第四次改革开放高潮。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再次放缓。大家都在思考和讨论中国经济怎样转型、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相信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会带来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而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高潮必定会带来中国经济新的快速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放开市场准入的措施，各级政府也都在积极争取在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如果新一届政府能够把这件事情贯彻到底，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个全面“对内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涨阶段。

　　4.深化改革开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记者：您提出的“第四次改革开放”的核心是什么？关于改革，现在人们有一个共识，就是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您认为有哪些障碍亟须克服？
　　魏加宁：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认为，这就是“第四次改革开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当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光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不够，还必须解决好“政府与国民的关系”，要分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国民自己应当尽什么样的义务。此外，还要解决好“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清楚哪些事权应当由中央政府承担，哪些事权应当由地方政府承担。
　　目前，在要加快改革这一点上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从上到下，从企业家到政府官员，从专家学者到广大民众，大家都认识到：矛盾不能再拖，改革必须加快。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一手反腐败，一手抓改革，切中时弊，深得人心。
　　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当前推进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落实十八大提出的“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能否建立起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科学、民主的改革决策机制，事关改革的成败，事关我们能否成功渡过“深水区”，事关我们能否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防止改革被部门利益左右，被地区利益左右。这是总体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改革的试金石。
　　此外，各项改革也都要选准突破口，首先要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进行重点研究。比如，财政风险、金融风险以及产业风险，都有可能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最容易爆发危机的脆弱领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尽早采取预防措施。为此，财税体制改革应以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为突破口，以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解决城镇化的融资问题；金融改革应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突破口，以保证利率市场化的顺利实现；产业领域应以放开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投资为突破口，实现所有制布局的合理调整。
　　需要强调的是，危机期间，各国、各地区比拼的不是一时的增长速度高低，而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是经济转型的速度，归根到底是体制改革的速度。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加快改革这个大方向，改革开放就一定能够给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