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更加关注财富增长，但随着经济整体规模增长，资本回报与生产要素回报之间的失衡变得愈发严重。由于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断下降，“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也不断强化，这不仅使中国经济转型困难，也阻碍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源头不在于再分配，而是初次分配。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总量和结构看，收入分配长期偏向于政府、企业，而居民收入增长滞后、比重偏低，这是造成收入分配失衡的最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甚至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劳动力价格计量严重脱离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价值。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低”在于劳动收入在GNI中所占比例低。2000-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3%。
“二低”在于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看，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9年为44.6%。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下降趋势。在整个居民收入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近十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持续高增长，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却呈现下降趋势。以2007年数据为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9.74%，而同期的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
“三低”在于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中国不到10%。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企业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形成全社会低工资的状况。反过来看，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低估也是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症结所在，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劳动关系格局下，完全依靠市场调节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分配并不现实，必须通过强制性改革加以改变。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劳资关系，改变工资上涨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深刻性变化。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靠低劳动力取得的高贸易顺差并没有真正获得高收益。按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计算，美国消费者支出的88.5%其实花在了“美国制造”上，包括占消费支出大头的服务费用。事实上，美国消费者支出只有2.7%花在了中国制造的商品本身上。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
从长远看，给劳动要素更多的回报对中国经济转型是有益的。未来几年中国将要面临对劳动力要素重估的进程，中国必须以此形成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的企业，不得不通过增加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竞争”的机制。让这些企业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真正通过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培育中国经济和产业竞争力。
因此，促进国民收入“均衡增长”必须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要通过“劳资谈判”机制不断弥合劳动要素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巨大差距，逐步改变“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让社会资源更多地向劳动要素倾斜，只有这样未来的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走向良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