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由于多省按照教育部要求出台“异地高考”政策，“异地高考”成为一个社会热点。一些学者向教育部上过书，北京京籍人士与非京籍人士展开过公开辩论，上海沪籍人士斥非沪籍学生为“蝗虫”。而教育部总的调子，是照顾京沪穗等地户籍人口在高考上的既得利益。
　　户籍人口的高考利益，自然有其政策上的逻辑，但它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政策“孑遗物种”。在旧的城乡二元时代，谁拥有城市户籍，谁就享受市民的一应权利。但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后，城市不再按政府、户籍的逻辑配置资源，资源配置市场化了。从此，外来移民带来了智力、资本、创业项目与动力，发展成果不让他们分享，毫无道理。
　　把外来移民及其后代称为“蝗虫”，这折射出京沪等若干城市户籍人士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心理，也暴露了户籍人口面对城市开放潮流的保守性。城市开放了，机会增加了，所有居民应该直面竞争，敢于在竞争中自我实现。排斥外来人口，说明某些户籍人口希望仅凭自己的户籍、出身等世袭权利，而不是通过拼搏展开人生、展示能力。这种保守性，说穿了是一种精神与文化上的惰性。
　　移民及其后代所具有的积极进取精神，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移民国家、移民城市，往往因移民而充满活力，因竞争而发展动力强劲。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每年有4000万以上人口进行地区性迁移，从而实现人口与资源、机会的最佳配置。移民创业之后，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结果涌现出大批文化巨人比如马克思、肖邦、卡夫卡、尤奈斯库，还有经济巨头如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卡内基等。
　　移民之所以具有创造力，首先是因为他们胸怀梦想，移民目的就是想拼它一场、干番事业，为此他们乐于拼搏、敢于竞争，而非满足于世袭一点可怜的市民权利。1949年以前，上海多江浙创业家；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精英多为上海帮、潮汕帮。拼搏精神与创造力，是移民及其后代在生存竞争中自然获得的一种文化基因。
　　对于秉承优质文化基因的移民，城市理应倍加珍惜，拆除藩篱，让移民及其后代拥有自由挥洒的空间。移民真正需要的，不是特权，而是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只要不设置政策藩篱就行。
　　有人说，北京、上海资源有限，机会给了外来人口，户籍人口的机会就被稀释了。就算是国家给了北京、上海资源，这种资源的获得乃基于城市的实力，并非世袭自计划经济时代，而是城市新老居民共同创造的结果。是否允许“异地高考”，实际上是城市政府的一种价值选择：到底是保护世袭权利，还是提倡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