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金融风险积累和随后银行不良贷款的爆发，而经济增速回落则加速了问题的显露，这无论在国际上（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国内（如1992-1993年沿海房地产泡沫）都是有先例的。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境内）达124.5万亿元，相比2002年上升4倍以上，除了2004年增长率在14%之外，其他每年增速都在17%以上，特别是2009至2010年信贷投放增速达到30%，超出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20个百分点。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风险已经进入集中显露期，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4788亿元，已经连续4个季度环比上升。未来，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率仍将双双上升，这一点已经在管理层和行业内取得了共识。但是，对银行体系风险的大小、是否会大规模爆发、如何消化等问题的认识却难言深入。乐观的观点认为，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今年上半年仍处于历史最低位，仅为0.9％左右。虽然不良贷款额略有上升，但同时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升至270％，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指标均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一来不良资产规模小，而银行近年来的高增长利润也完全能够消化（2011年银行业净利润达到1.04万亿的历史最高值）；二来经过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和洗礼，银行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也今非昔比，特别是以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存贷比等为主的一系列监管指标均处于警戒线内的安全状态；而悲观的观点则认为，2009年以来的复苏是银行信贷支撑下依赖投资高增长的复苏，以新增投资来消化和掩盖过度投资下的资产泡沫、投资低效和产能过剩只是延缓了泡沫破灭、投资低效和产能过剩问题全面暴露的时间。2009年以后，我国银行业经营被重新导入了政府“投资饥渴症”驱动下的信贷投入高增长模式，而这种模式正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造成银行风险积累的源头，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上世纪90年代是制造业投资驱动，而2009年后是基建投资驱动）。因此，我国银行业高增长的利润和安全的风险指标难掩未来的系统性风险。
　　对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问题，我们有两个观点：一是本质上来讲银行业风险考量的是政府财政的“兜底”能力，短期内银行风险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存在的隐患需要防微杜渐；二是长期内银行风险的化解取决于经济增长模式能否转换。
　　我国“维稳观”在经济领域的最大体现就是银行业的稳定，这是管理层最为重视的经济稳定。因此，即使是在本世纪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前，我国商业银行被国内外认定为“理论或技术上已经破产”，国家依然凭借其强大的财政实力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埋单。目前，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商业银行成为相对独立的公众企业，政府对于银行的干预较之前少了很多（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普遍存在“指令性贷款”），从而政府对于银行风险的隐性担保责任也褪色很多。但是，本轮银行风险积累的源头仍在政府推动的投资增长模式，而银行信贷则是支撑投资增长的主力军，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底的96.6％升至2009年的117.2％，在国家控制信贷增长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依然达到120%。而且，本轮投资对于银行贷款的依赖走上了一条不可逆的路径，即由于投资低效和过剩产能，需要大规模信贷支持来上新投资项目，消化存在的问题和保持一定的收益规模，这在上中下游各行业已经固化，哪一个行业出了问题都可能会让整个产业链瘫痪，这也是三角债症结所在，所以未来银行风险若爆发则一定是系统性的。因此，国家不可能对于因承担了公共责任（保增长和消化产能）而产生不良的银行风险坐视不管，而近年来国家财政实力的提高（2011年财政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0万亿元）和银行利润高速增长时期留存的风险拨备也为消化损失提供了厚实的防护垫。
　　短期内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和不良率双双缓慢上升，但近期有几个突出的风险点可能会引起不良状况恶化：一是“保就业”让一些本应当被淘汰的企业仍旧靠银行贷款支持而成为“僵尸企业”，例如近期国家对于光伏企业的拯救要求银行提供贷款支持，完全无视2005年以来该行业“大干快上”后如今需要正常调整的规律。二是在土地出让金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今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总额超过7万亿的投资计划可能会恶化地方政府掌管的城市商业银行的风险。在追求规模和异地扩张的战略指引下，城商行本身漏洞重重的风险管控体系能否经得起考验也值得怀疑，例如近期曝出杭州银行为钢贸企业6000万元汇票垫资的案件，反映出的城商行当前贷款事后监管体系之薄弱触目惊心。三是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警情再次拉高。2011年已经被切断的银行平台融资近期已经重新开闸，包括贷款展期、银行对于城头债的购买、理财产品资产池黑箱式操作对于地方平台项目的接济。四是不良贷款存在未来追认的问题。由于不良贷款基数低、银行官员任期制以及业绩考核的巨大压力，再加上风险类贷款（关注、次级和可疑类）认定上难以实现量化，基层银行有意推迟或掩盖当前存在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在未来必然会被追认。五是流动性风险快速提升。利差缩小和核心存款流失驱使商业银行被迫更多地采取“融短借长”的模式，期限错配下的流动性风险开始显现，而现有的监管体系并不侧重于流动性监管。
　　本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的繁荣时代靠的是资产规模、价格的双双飙升和通胀时代存贷市场的巨大利差（由于存款实际负利率，存贷利差在6-7个百分点）。这一时期，银行既享受了高利差下可观的资产利润率，也享受到了上下游全产业链快速扩张下的规模和范围效应。但从长期来看，一方面，外需、人口、环境和土地等支撑资产规模和价格继续飙升的低成本因素已经衰退或者接近枯竭；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事实上快速推进不断挤压银行存贷利差。故银行自身消化风险的能力在衰退，这与银行风险在未来集中暴露是极为危险的组合，这对未来国家的财政担保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问题集中到了经济增长模式是否能转换到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拉动模式上来，并通过新一轮增长的红利来实现风险的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