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于本月举行的本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因为是新的领导集体对年度宏观经济调控做出的首次重要决策而备受瞩目。如果说十八大对我国长期经济发展作了总体部署，那么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将根据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这种长期战略分解为短期调控目标并加以科学落实，所以格外值得期待。
　　目前，中国经济中速发展的新常态已渐渐得到各方的确认。多家权威机构的研究都表明，未来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现下降趋势，十八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的经济总量目标也基本认可了上述判断。笔者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确立，对于宏观调控体系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30多年来，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着增长、结构和物价之间的多重目标冲突，一旦确认中速增长已是一种常态，则宏观调控目标就将需要更多关注经济结构的平衡问题，立足点也要转向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或许可以这样估计，未来的宏观调控基本取向将是增速需要有底线，但不必追求高速；结构调控要成为常态，始终贯彻；物价调控仍需锚定，力求规则化治理。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改革得到进一步明确，在宏观调控机制和手段上也会有相应的调整。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在外部震荡的强烈冲击和内在增长动力趋缓的共同推使下，我国原先的宏观调控机制化建设步伐被打乱，宏观调控始终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笔者认为，这样的过渡状态必须尽快结束，未来的宏观调控应在宏观调控工具的机制化、规则化建设上下大工夫，以求逐渐摸索并最终建立起与现代市场体系相适应的调控模式。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理应根据金融体制改革和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目标，全力优化调整调控手段和机制。
　　对于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眼下不同机构预测的结果很不同，争议也不小。根据外部环境，以及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笔者推断，明年的经济增速理该快于今年。但是，也正是由于多年来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关系，新一届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也可能带来经济增速的“非理性繁荣”，这又可能加大结构调控的难度。根据十八大报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在增速下滑压力减小，政绩冲动依然强烈的情况下，明年的调控政策需要重点盯住地方投资，不仅尽全力使其总量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更要花大力气引导其优化投资结构。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前期适度宽松和稳健的调控基调已经使得货币存量触及合理水平的上限，因此，未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应以稳定数量为主。与此同时，还需通过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改革，强化银行业竞争，增加直接融资比重，从提高金融体系效率的角度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对于财政政策来说，明年仍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重点通过财政政策落实引导民间投资、扩大消费和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等战略意图，中央政府赤字规模不宜过大。
　　在产业政策方面，除了要将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外，未来几年政策关注的重点还应转向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尽快制定实质性政策，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融合发展。明年的就业形势较为复杂，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在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的同时，考虑制定政策逐步解决高端产业领域的人才短缺问题。
　　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发展的新常态下，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加体现长期战略调整的意图，并努力使调控逐步走向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