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笔者上一篇文章建议卡梅伦“或许更应该考虑考虑如何实现英镑与欧元的联姻”时，他所领导的英国政府上周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在他的财相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锲而不舍的邀请下，加拿大人马克·卡尼（Mark Carney）同意接替默文·金爵士（Sir Mervyn King），出任英国央行行长。由一位外国人出任央行行长，是英国央行（BoE）318年历史上的首次。
　　尽管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自嘲说，马克·卡尼也是“大英女王的子民”并且他还有位英国太太，仍难掩英国这一冒险举措背后的赌博意味。英国期望这位过去成绩斐然的加拿大人能够担当起职能扩大后的英国央行的重担（按照新体制，英国央行将集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银行业监管三项职责于一身），以便进一步加强银行监管，促进金融稳定（普遍认为他的就任将有利于新的监管部门审慎监管局的建立）。
　　过高的期望折射的恰恰是糟糕的经济现实。尽管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英国经济仍停滞不前，且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同时，英国银行业也面临困境，据英国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暗示，英国银行业整体上存在200亿至500亿英镑的资本金缺口。马克·卡尼将要领衔的英国央行，除了要避免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还要监管好金融业，防范风险的发生，这最起码的要求是加拿大人能够在英国各经济职能机构之间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然而，即使卡尼做到这些“难以完成”的工作，从更长远些的视角来看还远远不够——英国人在完善自身的经济职能部门的同时，是需要些更宏观的思路了。换句话说，英国人应该站在国际视野来观照现有经济体系了。进一步说，关于国际视野，正如我上一篇文章所说，英国应当回归“欧洲的英国”的立场，为英国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回到货币体系，则应当回归到“国际化”（欧元体系）而不是“国家化”（英镑体系）。
　　现实的欧洲需要“英镑的回归”。英镑曾是“日不落帝国”的标志，也是当时世界的主要货币，二战后还承担着国际贸易40%的结算功能，伦敦是当仁不让的金融中心。后来的结果是，英镑让位于美元，伦敦让位于纽约。当美元一统天下时，欧洲各国货币成为附庸，直到残缺的欧元问世。某种程度上说，欧元是对美元独霸世界的软抵抗。然而，由于缺乏重量级英镑的加入，再加上政治的分治，欧元仍是一个不对等的对手，至今仍深临窘况。
　　同时，回归欧元对英国也应是利多弊少。欧盟是英国的主要进出口市场，尽管今年英国对非欧盟出口受欧盟整体衰退影响一度超过欧盟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之外的国家或地区可以取代欧盟。回归欧元，将极大降低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欧元区整体实力的上升也有利于英国国家实力的上升，更为伦敦重回世界主要金融中心提供了可能。
　　从倡建欧洲经济货币同盟以来的短短20年历史看，加入欧元区英国是有顾虑的。英国最大的担忧是舍弃英镑后进而成为大欧洲发展历史上的垫脚石，从而遮掩了大英帝国的光辉。英镑最初的选择是与欧洲货币体系挂钩（设定每英镑兑换2.95德国马克），在遭遇索罗斯攻击的黑色星期三后，英国选择了退出，以至于欧元诞生后，英镑仍选择了游离在外。然而，事实却是，游离在外的英镑逐渐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配角，已无法再恢复往日的荣光。
　　在英镑沉沦英国经济深陷困境时，加拿大人来了。很显然，这位前高盛银行家、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主席，被寄予的厚望是加强银行监管稳定英国金融体系，而不是终结英镑。不过，现实却是，英镑贬值成为危机以来的常态。尽管不少专家盛赞贬值对英国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从英国经济目前及今后的艰难走势看，是该在失色的英镑与危机的欧元之间做个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