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的历史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建设和运行一个体制，后一段则是改革这个体制。今天，当后一段历史的长度已经超过前一段的时候，旧体制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上反而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一些人认为，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和不公正现象；与其这样搞改革，还不如回到原来的体制。这种思潮获得了不少民众的支持。
　　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又发人深思的现象。然而，经过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要由改革者来承担。由于以往的改革采用了某些不甚恰当的方式，并将之严重地扩大和滥用，这才造成了上述诸多不良的后果。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搞市场经济就是搞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那一套，“放开”、“搞活”就是把法律、公平、正义放在一边，想要怎样就怎样。规则和道义被当作束缚，当作市场的对立面。一些人要搞的就是这样的“市场经济”，而如今遭到激烈反对的显然也是这样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市场经济被曲解了，被误解了，被玷污了，被错误地实施了。这一点，只要我们注意到一些人听到“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时的激愤态度，就会立刻明白。左翼人士的呼吁是值得同情的，他们的诉求包含着重大的合理成分。当然，那个“共同贫困”的老路不能走；对于这一点，即使公开主张走老路的人恐怕也是了然于胸的。所以，左翼的主张主要是批判性的，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现在的关键在于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就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战略和方法（甚至语言）建立新的共识。不能继续用那一套老观念和老办法来搞改革，改革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转向。
　　老一套的改革，主要是采用增量式的、试点的、个别的、局部的、差异化的和有控制的方法。本栏目已经论及（参阅5月7日文章），这种方法的合理性主要在于它就市场经济的伟大力量展示了例证，树立了榜样，以便扭转当时人们普遍僵化的思想。一旦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了以后，改革的方法就应当适时转型了，就应当尽快地转向实行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公平的、法治的和全国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可是，实际上，这个转型不仅未能及时进行，前一种方法反而被扩大使用了。国家不让市场之水自由地流淌，反而把整个经济用一道道篱笆分别隔离开来，对其中的每个部分分别实行差别待遇。沿海－内地、国企－民营、中资－外资、传统产业－高科技、实体经济－金融业、城市－乡村等等，都实行各不相同的政策。我国经济成了一个大杂烩，一切都听凭政府的有形之手在其中调制和指挥。俗话说“众口难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的，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于是，巨大的、广泛的和多种多样的不平等出现了，权势阶层和投机分子利用这些“大好机会”大肆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一个原本奉行平均主义的经济体，在三十余年间被迅速折腾成了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
　　就现状来看，并非人人都认识到了改革所需要的转向。例如，现在一提到重启改革，有人马上又去这里搞个试点，那里设个特区。笔者说，且慢，且静下来想一想。改革搞了三十多年了，全国都成了试验区，这还不够吗？这还没有整明白吗？还有什么好试的！
　　人是有头脑、有理性思维的；试验进行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打住，就会形成理论总结。参照古今中外的各种经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自由竞争离不开平等。良好的法治加上自由竞争，在大部分情形之下，就既可以获得效率，也可以保护公平正义。这两个方面不可以偏废。改革的方法绝不是简单地简政放权。简政放权的确是要害，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该管的事情，例如维护法治、兴办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弱势群体等等，需要同时进行加强和改善。政府的职能从对工商业的直接干预中撤出，在上述领域则有一个“重新进入”的过程。该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这两个方面如果不同时强调，新一波的简政放权也就将会带来新一波的消极现象，进而招致新一波的不满和批评。某些市场派人士的论述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长期以来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片面的论述可以误导政府，误导大众。肤浅的观念要为社会的分裂承担一定的责任。
　　例如，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错误说法，即“穷人需要剥削”，“我不剥削你，你就不能致富”，“贫富分化是天经地义的”，“收入分配是客观条件决定的”，等等。这种论点以决定论、宿命论的眼光来看待贫富差距，它导致政府和民众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只是消极接受和认命，而不是积极行动。的确，既然进行竞赛，就要诚实地承认比赛结果，尊重比赛结果就是尊重比赛本身，否则比赛就无法持续地进行下去。然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公平的比赛规则，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规则，还要适当地对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目前普遍盛行于各发达经济体的调节财富分配的各种机制和做法，就要予以大胆的引进。
　　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部门既不认真地致力于建设和维护公平的游戏规则，在收入再分配方面也是三心二意。两方面工作的重要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放着现成的手段不用，却在那里空谈“收入分配改革”和“公平正义”。例如，集体诉讼制度就是一个保护民众利益、促进社会公正的好制度，而最近刚刚修改过的《民事诉讼法》仍然没有完全接纳它。笔者认为，就个人所得税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决策层应该有所决断了。这个税种要么干脆废除，要么就应当认真地实行起来。在征管方面，有必要参照外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设立专门稽查高收入阶层缴税状况的部门，并对税务举报行为实行制度化的提成奖励。一个人在国内赚了钱，现在要移民海外，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税务稽核的手续呢？笔者就此问题略微调查了一下，答案似乎是：现在还没有！
　　以上谈了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这些现成的措施都能够得以良好实施，收入分配的现状不仅将会大为改观，而且发展的质量也会提高。然而，我们是否就可以以此为满足呢？还要注意到，在财富分配方面，世界各个发达经济体具有彼此很不相同的表现；有的贫富悬殊，而有的则是均富型的，其财富平均程度甚至接近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水平。这很值得进行研究。效率与平等的结合以及制度创新的空间是无限的。当年，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通过借鉴各个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一举成为世界最领先和最进步的国家；此之谓“后发利益”。中国古语有云：“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当今的中国人是不是也应该把目光和心气儿定得高远一些？是否也可以在制度建设上有所创造和突破呢？这是又一个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将在以后各期逐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