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轮改革正在加速并驶向“深水区”。11月21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是发展最大红利”，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思路，而透过字里行间，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未来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李克强副总理强调，要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但是另一方面，要想把改革引向深入，必须对中国已有的利益结构做出调整，这势必要对存量进行改革。当前，一些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希望维持甚至扩大权力，广泛干预市场，以延续和强化“双轨”状态。
最突出的就是房地产市场改革。由于土地产权是通过土地市场中的层层委托、分级代理来实现的，从委托人到最终代理人之间的代理链很长。过长的代理链以及每级代理内部责权不清，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土地供给价格不断攀升，居民住宅的价格也水涨船高，形成土地收益的逆向分配效应：低收入阶层被阻挡在住房市场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置房成本加重，而财富大量向房地产商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结果是政府获取大量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超额利润，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导致资源被错配。
因此，要真正触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核心制度问题，就必须下决心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并形成全面系统的房地产市场公共政策，而这必然要涉及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利益的重新调整和资源的再分配，不对“存量”进行改革恐怕很难实现。
再比如民众更为关切的收入分配改革。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近十年我国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调查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贫富分化扩大造成中国社会“两头大，中间小”的塌陷。
事实上，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在居民部门内部，政府和居民、企业之间的分配失衡可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的高比重；而当前部分企业的高利润很多是源于垄断利润，特别是中国产业呈现出越来越大工业化和资本密集化特征，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趋于萎缩。
因此，深层次改革必须改变“重资本轻劳动”的现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各种公共产品的服务，弥补贫富差距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特别是要打破资源和权力垄断，改变对公共品提供的优先次序，构建开放竞争的公平秩序和环境。
可见，未来的改革必须由“增量改革”走向“存量改革”，中国不仅需要浅犁更需要深耕，尽管改革会遭遇重重障碍，但唯有更深入地改革，才可能造就新一轮的制度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