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从李克强的讲话和十八大文件精神来看，改革开放仍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最大制度红利。从经济层面看，笔者以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则是下一阶段中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
　　提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目前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似乎只能从“劫富济贫”入手，降低资本报酬率，向富人及高收入者增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增加穷人的收入。不错，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目标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劫富济贫”并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手段。
　　从中国目前的税收结构、政府财政预算结构来看，合理改革财税制度，也能达到“济贫”的目标。
　　通常而言，国民财富从“企业销售收入”这个环节开始，到成为居民手中可支配的货币或非货币资源，中间经过两次分配环节，一次分配环节涉及资本、劳动力报酬率和政府税率，二次分配环节涉及的是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从一次分配环节来看，由于企业利润取决于多重因素且存在较大的调节空间，限制最高利润率难以奏效。同样，在自由交易的环境下，劳动力报酬率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市场上，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必然扩大弱势群体的失业率，而在供不应求的高端人才市场上，政府若限制最高工资标准，也将导致实际工资收入被拆分成多种支付形式，通过延期支付、非货币收入等多元化形式隐藏实际收入，导致当期个人所得税的流失。因此，政府实际上也没法通过限制工资水平来调整劳动力报酬的悬殊。
　　既然政府无法通过行政手段限制资本报酬率——企业利润，也无法通过行政手段硬性限制劳动力报酬——市场工资水平，唯一可以调节的就是政府税收。政府通过减免税收可以有效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从二次分配环节来看，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把部分财政收入还给居民家庭，也是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的有效手段，比如让低收入者通过医疗保障、免费教育、失业补助和养老金，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补贴和救济，西方有些经济学家称之为负税收。
　　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为32%，而美国、欧盟、日本相对应的这块支出分别占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52%、66%和62%。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保支出的占比，从而提高贫困阶层对社会公共产品的享用水平，是有效缓解低收入阶层生存困境、缩小贫富差距负面作用的有效手段。
　　当然，要提高民生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首先要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的同时,淡化政府的“经济建设”功能,通过“收费”建立商业模式的基建项目和公共产品领域，引入社会资本，降低政府投资在财政预算中的比重，这样一方面能减少行政权力的寻租风险，另一方面能有效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其次，适度下调政府行政管理开支的占比，一方面精兵简政，通过优化组织结构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精简公务员队伍，另一方面通过减少“三公费用”的支出，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涉及“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在这几项措施中，优先执行到位的应是“取缔非法收入和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至于“调节过高收入”，那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具有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同时也可能进一步催化“投资移民”导致私人资本大规模外流。
　　所以，要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风险降至最低，从合理改革财税制度着手，把调整当期利益与调整预期利益结合起来，或是较为稳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