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阶段，新的经济周期伴随着换届后新的政治周期，同时还处于自然的经济周期中短周期与中周期叠加的时段。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番”目标能否实现？十八大之后是否会重现历史上常见的投资热？而在经济增幅连续10个季度趋势性下行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又将如何演变？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面临新的选择？针对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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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投资增长周期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曲线和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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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标。您如何看待这一战略目标？新指标的提出意味着什么？
马晓河：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战略目标，与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十六大强调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十七大强调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十八大既考虑了经济总量目标，也考虑了人均收入目标，将经济总量增长最终落实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这更好地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想。如果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的目标顺利实现，这将意味着，届时按照2010年的价格计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80.3万亿元，约合11.9万亿美元；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将分别达到38219元和11838元。
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从需求角度分析，今后10年我国内生增长动力将大大加强，这将有利于拉动增长。随着人口的不断转移集聚、国民收入结构调整和消费政策的不断完善，城乡居民消费购买能力将有所增加。同时，重视民生建设和加快推进城镇化，还会从投资方面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未来10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小城市（镇）的路、水、电、气、网、房等建设，以及教育、卫生、文化、生态等设施建设方面，都需要大量投资，这些投资当然会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此外，今后10年如果我国能吸纳1亿农民进城落户，就将需要1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
从供给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潜力。今年下半年，国家颁布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支持七大战略性产业快速发展，这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此外，近几年，国家先后颁布了多项区域专项发展规划，从政策上扶持区域均衡发展，这也有利于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另外，我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有能力推动经济继续增长。目前，我国有外汇储备3.28万亿美元，人民币储蓄超过90万亿元，每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等，这些都是有利因素。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政府换届，新一轮的投资周期是否会开启？在过去15年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投资政治周期现象——十五大（1997）、十六大（2002）、十七大（2007）会后的一年都出现了投资激增的现象，该规律是否会延续？这种投资激增现象对我国经济发展将带来何种影响？
马晓河：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现有体制没有大的改革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的新一届班子也会和上一届领导班子一样，急于干出点政绩来，建立园区、招商引资等等。
不过，我认为十八大以后的投资快速增长可能会较以往几次更加理性。因为决策者的环保意识、民生意识比过去明显增强。同时，多数干部已经认识到发展经济的路径是多样化的，比如，目前不仅工业化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城镇化也可以推进经济增长。因此，本轮投资周期中，各地用于城镇化方面的投资预计也会明显增加。我的结论是：十八大后会出现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现象，但本轮投资周期中投资结构会发生变化，由政府引导的投资将更多地投向民生事业、生态建设、城镇化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从影响来看，本轮投资增长周期首先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曲线，将我国不断下行的经济增长带出谷底；其次，有利于改善以往的投资结构，把民生事业、生态建设、城镇化和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等“短板”补齐，为下一步科学发展创造条件。但是，公共资源过多地用于投资，势必会进一步抬高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而挤压社会消费的空间，加剧需求结构失衡的矛盾，这恐怕是决策者需要关注解决的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增长走势如何判断？
马晓河：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运行一般有三个经济周期，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正在经历一个短周期波动，从需求和供给多重因素分析，在本周期内中国经济下行已经到了谷底，第四季度和明年经济增长将出现趋势性回升。
从国内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为了稳增长、扩内需，出台了一系列防止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措施。从国际看，6月中旬G20会议将应对欧债危机作为当前世界重点议题，承诺保障欧元区完整稳定，6月末欧盟峰会就解决欧债危机达成协议，并推出1200亿欧元刺激计划；美联储增加在扭转操作规模2670亿美元后，又推出第三次量化货币政策等等。总之，当前国内外政策环境变化，有利于我国经济通过投资、消费、出口的回升带动增长。
但是，由于目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将使得今后经济增长的回升动力不强：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强，世界供求结构深度调整，导致我国的外需环境恶化、出口减速；二是偏紧的货币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三是坚持从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能会通过投资和需求两方面继续抑制经济增长；四是需求结构难调整，短期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替代投资；五是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利润下滑、企业亏损，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恶化。
基于以上分析，2012年经济增长的低谷可能出现在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明年经济增长将会掉头向上出现回升，但回升力度不大。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会低于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可能在7.5%～7.8%之间，2013年在8%以上。2012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降，也不会出现硬着陆，在世界上仍然属于高速增长经济体。同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有巨大的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宏观调控一旦放松经济就会过热和通货膨胀；而欧美日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空间，最担心的是经济停滞和萎缩。
证券时报记者：国外一家权威财经媒体预测我国2013～2016年增长率将降至6.6%。您对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如何判断？
马晓河：从长周期并结合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判断，今后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处于周期性下行阶段。
这种下行受以下因素作用：一是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连续33年的高增长，33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今后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这么高的水平。二是国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严峻挑战。一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政府在不断压缩公共支出，家庭去杠杆化导致私人消费率也在降低，由此导致我国的外部需求疲软；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向中国学习，大办产业园区，以廉价要素优势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劳动密集型市场上对我国形成了供给替代。三是国内劳动、土地、能源、原材料、水资源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将持续挤压我国的产业利润空间，这将迫使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得不退出国内生产领域。
因此，我的判断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年平均速度要低于“十一五”，“十三五”平均增长速度可能也会低于“十二五”。
证券时报记者：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如何审时度势，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马晓河：在经济增幅从高位连续10个季度趋势性下行后主要经济指标又出现上升势头的背景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面临新的选择，我认为，宏观调控政策应进行调整，把稳增长、扩内需作为首要任务。
具体而言，当前稳增长、扩内需，首先既要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也要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上扬。
比较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我们发现，2007年以来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最大的时期之一。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倒S形曲线，起初是用了7个季度经济增长率从14.8%下降到6.6%，然后用了4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又上升到12.1%，此后经过10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又在波动中回落到7.4%。在21个季度里，经济增长率先是下降后是上升尔后又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少见的。
为什么在短短5年时间里经济增长如此波动，重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经济周期的作用。二是世界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影响，同时也与宏观经济调控在短期内实行强度紧缩和强度刺激政策也有一定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的是，2007年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方面是十分成功的，但我们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技巧、节奏、力度把握上还需要改进和完善。我国不缺乏经济增长空间，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回旋余地也很大，关键是我们在今后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上，要科学把握节奏、合理掌控力度、慎重运用组合政策，避免由宏观政策调控引起经济大起大落。
证券时报记者：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与国外有较大不同，您认为，我国在这方面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马晓河：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对改善需求结构的积极作用，将支出更多地用于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方面。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增长必须转向依靠扩大内需来拉动，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增加消费。
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要任务是为增加社会消费、降低消费成本服务。第一，继续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瞄准落后地区、农村和弱势群体，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同时，应继续坚持家电下乡和城镇以旧换新政策，加快落实对节能家电进行消费补贴的政策，并适当降低日用消费品消费税税率。第二，加大对边远落后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第三，财政政策也要在调整产业结构，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第四，积极推进税制改革，按照结构性减税思路，进一步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降低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设备及管件零部件以及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商品关税，对中小企业实行减税减负政策，抓紧清理和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另外，要适时适度调整货币信贷政策。我认为，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走势看，应该在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的同时，将实际上仍显偏紧的货币政策逐步调整为稳中从松的货币政策，引导货币供给合理增长。尽管从去年12月5日以来，我们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但是10月份的M1增长还是偏低，只有6.1%，比2009年第一季度水平还要低。为了保证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继续适度放松货币供给是必要的。同时，全球经济下滑风险加大，关键物价指标趋势性下行，也给宏观政策转型创造了条件，建议货币供给增长速度M2保持在14%左右，M1可分步提高到10%左右，贷款投放也要相应增加，今后可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环境变化，相机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适时下调存贷款利率。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进行深层次改革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有何建议？
马晓河：要抓紧制订并尽快推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方案，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以提高他们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取消现有金融机构在企业贷款利息之外附加的一切不合理附加收费项目，同时加快推进资金利率市场化改革，可考虑进一步扩大银行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鼓励银行将存贷款利率浮动从一年及以下存款向中长期扩展，从存款向贷款扩展；加快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逐步取消限制农民工进城的种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