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救市，要救的是强壮者，而不是“病狐狸”。
在经济下行周期，所有的过剩行业都希望得到保护。有色金属需要收储保护，铁矿石企业希望降低税收，大豆要保护，棉花要保护。但结果有好有坏，一些行业从底部企稳，而另一些低效行业如光伏行业夹杂其间，在保护羽翼下苟延残喘，还有一些行业出现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寻租现象。
保护措施不能出现逆激励，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是淘汰高效企业。
以光伏行业为例，其要害在于，缺乏技术与制度创新，内需市场不畅，受制于人。硅料和设备均从国外进口，市场主要在欧盟、美国等国外发达经济体。《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0年刊文介绍，当时国内多晶硅产品分为两个级别——微电子级和太阳能级。为达到微电子级需要用改良的西门子技术，工艺要求较高，企业整套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动辄上亿元。目前世界主要的多晶硅企业都在采用GTSolar公司的多晶硅炉生产多晶硅，采用GTSolar的设备，成本在30美元/千克左右，如果多晶硅的销售价格低于30美元/千克，国内多晶硅生产企业就会亏损。问题在于，多晶硅设备主要从德国企业进口，每两年设备效率就会上升，中国多晶硅企业赚的血汗钱不得不用来更新设备，以免被淘汰。
在经济景气上升周期，我国一些大型多晶硅企业凭借资金扩大规模，景气下行时大打恶性价格战。这些企业在技术上受制于人，而在内需上，发电制度阻碍不通。中国光伏行业需要的是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制止低于成本的出口，尽快厘清上网程序，让高效的诚信企业脱颖而出，而不是让低效的大型企业蒙混过关。
再以棉花为例。为保护国内棉花，去年3月，国家出台了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自去年9月开始，国际市场棉花价格震荡下跌，与国内市场棉花价差不断拉大，去年12月价差最大达到4000元/吨。今年5月25日，计征关税和增值税后，国际市场棉价低于国内市场5460元/吨。巴基斯坦的棉纱价格甚至比我国棉花价格还低。随着国际棉价大幅下跌，国内外棉价差别扩大，对上游的保护意味着下游的受损，国内棉纺企业承担过高的原料成本，市场订单流失，外贸出口受阻。
不仅如此，进口棉花实行配额制，在国内外棉花价差高企时，相当于对拥有进口配额的大型企业进行了几十亿元的补贴，一些拥有配额的企业甚至倒卖配额。
棉花市场的困境与大豆市场相同：放开大豆市场，东北大豆种植基本被挤垮；保护大豆市场，一不小心就成为寻租者上下其手的机会。
长期陷于两难情况，意味着中国的保护政策必须改变。放开大豆市场的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大豆等级标准，同时严格执法，把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与国外的转基因大豆、普通大豆与绿色大豆区分得清清楚楚。如此一来，消费者有了自主选择权，愿意选用国内优质非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者，自然愿意为国内大豆埋单，愿意选用绿色大豆的人也愿意出高价，维护绿色大豆的市场。消费者的选择将倒逼大豆企业，使国内的大豆厂商向着更优质、更诚信的方向发展。
那么，中国的铁矿石企业是否需要保护？如果中国的铁矿石企业税费明显高于国际大企业，则需要对所有的铁矿石企业一视同仁，降低税费，这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而非父爱式的保护。事实上，在大宗商品大幅上升的特殊时期，澳大利亚等国分别提高关税或矿产资源税等。
在11月15日的
“2012我的钢铁网矿石年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解三明博士，呼吁对国内矿山企业进行“减负”。但解博士提出“矿石价格每降低1块钱，按对外依存度60%来计算，钢铁企业的原料成本可以降低2.5~3元”，缺乏市场经济的意识，如果铁矿石紧缺，不论减不减税，矿山一定会将利润最大化，绝不会把税负减轻的利润让渡给钢铁企业。
为低能耗、高标准企业降低税负，才能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否则，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难以解决。
保护不是目的，保护的实质应该是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淘汰低效落后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