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城镇化持续快速推进阶段。在新型城镇化的推动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投资空间，未来必须创新投融资渠道，建立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据有关预测，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70%左右。按照国际经验，届时城镇化将进入相对稳定发展阶段，因此未来城镇化发展仍有很大空间。从投资的角度看城镇化建设，未来应更加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投资空间。
第一，围绕促进“产城融合、城信互动”发展拓展投资空间。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既是历史规律，更是现实要求。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始终滞后于工业化。例如，以非农就业占比来衡量工业化率，2011年我国为64.7%，而同时我国城镇化率为51.3%。未来必须要引导工业化从粗放、速度型转向集聚、效益型，改革完善制约农民进城和流动的体制机制。在未来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坚持服务业是扩大内需、提高就业的重中之重这一基本判断，大力发展各层次服务业，吸纳农民向城镇转移。此外，在信息化社会中，“智慧城市”的概念已广为人知。信息化手段管理城市将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发挥城镇化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因此，围绕“产城融合、城信互动”，切实推动“三化融合”方面蕴藏着巨大的投资空间。
第二，围绕推动中小城镇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拓展投资空间。我国城镇化水平存在着空间上的不平衡，这既表现在规模层面，也表现在区域层面。从规模层面看，大城市建设速度快、水平高、资金充裕，而且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的枢纽重要节点也主要分布于大城市，目前已经基本成型。与此同时，中小城镇建设推动速度缓慢、层次相对较低、资金缺乏，而且交通、能源的二级网络及相关节点建设主要分布于中小城镇，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呈现“东高西低”的阶梯状格局。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率为61.53%，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6.99%和40.77%。上海、北京、天津城镇化率均在80%以上，排在最后的三位分别是云南、贵州和西藏，不足40%。差距越大，潜力越大。从这层意义上看，未来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将是中小城镇建设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其投资空间非常巨大。此外，城市群是突破行政区划的发展模式，围绕城市群内部交通联系和能源网络的投资目前也才起步，未来也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三，围绕提高城镇资源环境人口承载能力拓展投资空间。长期以来，城镇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在大城市存在容量不足、发展难以为继的问题，中小城镇存在发展粗放低效的问题。近年来，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绿色能源城市已成为诸多地市的城市品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城市品牌不仅涉及到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包括大量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因此相关投资也将快速增长。针对大型和超大型城市，制约其承载能力不仅仅是资源环境，更关键的是“大城市病”现象。缓解城市内人口流动负荷过重的现状，要求城市交通、城市群内部城际轻轨以及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必须跟得上，这又将带动大量的投资。
第四，围绕“以人为本”和改善广大居民福利拓展投资空间。新型城镇化必须要真正回到“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的基本原则上来，切实使广大居民福利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得以改善。对于进城农民而言，要实现“职业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他们作为城镇居民应有的社会福利必须予以保障，这就涉及到医疗、教育、居住等领域的大量投资。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银色产业”方兴未艾，这也涉及到医疗看护、养老院建设、生态环境改造等多个领域。
以新型城镇化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巨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与城镇化高度相关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均受到资金限制。无论是保障性住房建设，还是普通公路建设，无论是市政设施建设和改造，还是养老院建设，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共同的难题——“缺钱”。
目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难以适应以城镇化为驱动力、以长期资金需求为特征的新经济结构。此外，地方政府尤其是中小城镇、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其融资能力有限，传统的以土地换公共基础设施的模式难以为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较高。因此，能否将新型城镇化带动的巨大潜在投资需求转换为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在融资方面实现突破。而解决融资问题的突破点有两个：一是金融体系如何提供安全可靠的中长期资金；二是如何化解投资项目在运营期的低现金流甚至零现金流问题。笔者针对这两个突破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创造条件发行市政收益债券。城镇基础设施收益债券与特定项目收益还债挂钩，具有信用等级高、融资成本低、资金来源稳定、融资期限长、流动性高、强化债务约束、优化项目融资结构等优势。这就需要在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风险分担机制、强化偿债能力的基础上，扩大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建设债券的范围，不断扩大经营性建设项目直接融资规模。
二是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工具。以政府信用和开发性银行信用为基础构筑企业信用，以企业信用改善为条件，引导其他商业银行与企业建立信用关系，帮助企业吸引债券、股票等其他商业资本形式进入。
三是大力发展产业化基金。在政府的支持下，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污水处理、燃气热力生产、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经营性领域的产业化投资基金。通过向社会发行基金股份，设立社会发展基金公司，吸纳社会闲散资金。
四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利用好FDI，聚合包括PE、VC等在内的各种性质投资，鼓励转债务为股权的金融创新，切实改善金融服务投资的功能。
五是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在地方财政相对紧张的条件下，中央财政多承担一些责任，尤其是针对公益性项目，尽量减少需要地方配套财政支出的要求。例如，可对贫困落后地区和对中央安排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生态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大中型灌区配套改革等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及以下资金配套要求，提高中央公路建设资金对国省干线公路改造的补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