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成熟的七国集团经济体相比，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迅速，而且这一区域在2002年-2011年间的发展比1988年-1997年这十年更稳定。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了“大缓和”时期，表现为高产出、低通胀，同时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明显下降。现在这一标签会否贴在亚洲国家身上？
　　亚洲经济体通常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闻名世界，但其经济增长稳定性却欠佳。在1996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五大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经济增长率在7.5%至-8.3%之间摇摆。即使是目前，一些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如泰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其经济增长波动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如今，一些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越来越依靠内需驱动经济。今年第三季度，家庭消费的增长为印度尼西亚贡献了一半的GDP增长。经常项目盈余能够反映其对国外需求的依赖程度，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总额在2008年至2011年减少了一半以上，预计今年将出现进一步下降。
　　亚洲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亚洲人对经济事务的管理。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决策者面临着两难境地。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捍卫其汇率，但这会为他们从外国借款增加障碍。他们也可以通过下调利率使本国货币贬值，但这会导致外债负担增加，同样为借款设立障碍。
　　在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体逐渐摆脱这一陷阱。大多数国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硬通货储备，并逐渐清偿在外国银行的贷款。这使决策者能够在经济放缓时下调利率。
　　而对于亚洲经济的波动缓和，一些经济学家表示忧虑。“金融不稳定论”的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认为，经济波动下降将允许企业和家庭获得更多贷款进行投资。在明斯基的模型中，稳定的经济最终会变得不稳定。过度杠杆率无法通过更加乐观的情绪来维持。运用杠杆的目的并非为了使经济快速增长，而是稳步增长。汇丰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弗雷德里克·诺依曼也认为，虽然信贷扩张可能代表健康的“金融深化”，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是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原因之一，但是上升的杠杆率也可能对经济稳定造成威胁。
　　亚洲的决策者并没有接受西方所信仰的金融体系可以“自我修复”的观念。亚洲率先从宏观角度对金融体系进行审慎的监管，以在不提高利率的情况下遏制过度的信贷和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驱使他们在经济增长放缓时降低利率，也允许他们在面临金融系统流动性过剩的威胁时提高利率。诺依曼认为，如果稳定的经济增长允许贷款人或借款人过度借贷，他们将“播下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原文选自《经济学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