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毕节5个流浪少年集体在垃圾厢窒息而死的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留守儿童这一并不新鲜的话题再次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在我看来，这一起悲剧事件的发生与我国扭曲的城市化之路有着极大的关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着力推进城市化进程，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27%。这一成就可谓前无古人。城市化之路的伸展，不仅使我国的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而且也使我国的政治面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发展格局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成就的背后也隐藏着各种阴影，扭曲的城市化所形成的恶果正在逐渐显露，它提醒我们现在有必要放慢一下前行的脚步，认真回望与反省过去的路程。
真正的城市化不应该是单一的劳动力的城市化，而应该是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整个社会关系的城市化。反观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城市化的仅仅是劳动力及其载体，劳动者的户籍、医疗保障、家庭等等这类人们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社会要素全都留在了乡下，没有与之同行。这种残缺的城市化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就劳动者个人而言，他们虽然身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不能像城里人那样享有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生活：没有住房、没有天伦之乐、没有福利保障。在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数以亿计的人呈现出这样的生存状态显然不是政府和社会民众所期盼的。
劳动者走进城里，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家庭成员的长期分隔导致该由子女赡养的老人无人赡养；该由父母抚育的小孩无人抚育，使这些老的老、小的小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群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自由放任状态。由此引发种种问题和悲剧也就难以避免。贵州毕节5个流浪少年的不正常死亡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证而已。
习近平总书记15日在记者会的讲话中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与之相对照，我国的城市化之路可以说实在是偏离过远。
对于扭曲的城市化所显露的问题，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房价的高企、土地的浪费以及城市的过度膨胀，至于进城农民如何实现由单一劳动力进城转向包括个人和家庭在内的各类社会身份要素全方位进城，彻底实现市民化这一问题，讨论得却非常不够。
在我看来，进城农民要彻底实现市民化政府部门至少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要改革目前的户籍制度。我国目前城乡割裂的户籍制度存在多方面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及人才市场；二、对农业现代化及农村人口的转移形成体制性障碍；三、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城市务工农民，连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安全感都没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稳，城市需求及消费畸形发展；四、阻碍了城乡统筹，加剧了社会分化。因此改革势在必行。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显然是个好消息。进城农民市民化一方面可以减少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支出，有效降低其生活在城市当中的各类成本；另一方面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多方面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其次，土地制度要改革。土地财政的广泛存在一方面说明土地给各地政府带来的利益是惊人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农民在土地方面的利益损失是极其巨大的。由于土地没有给农民带来应有收益，所以当他们离开土地走入城市之后绝大多数人就只能无可选择地沦落到城市社会中的最底层。这种不合理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这说明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征地制度只涉及一部分农村土地，所以就农村土地的整体状态而言，改革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而是要实现农村土地所有权的重新确认和可自由贸易化，如此农民才能拥有可兑现的资本，当他们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之后才不会一无所有，他们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也就能够更容易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不至于像目前这样长期被边缘化。
再次，保障性住房建设要继续坚持。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可以说是近年来政府采取的一项最受民众欢迎的民生举措，虽然其中还存在各种问题，但其总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大量建设保障性住房不仅有利于抑制房价也有利于抑制房租，这对于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居住问题自然是件大好事。农村转移人口多属城市低收入阶层，能寻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安身之居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一个起码要求，价格高高在上的商品房当然和他们无缘，他们所能依赖的就是这些保障性住房（当前阶段众多处于灰色地带的小产权房起着类保障性住房的作用，有必要通过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清理整顿最终使其合法化、阳光化）。因此，保障性住房建设步伐能否追赶上城市化的进程，是衡量城市化含金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政府这方面的欠账很多，有必要加紧偿还。
最后，收入倍增计划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十八大报告当中最振奋人心的目标莫过于2020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需要指出的是，居民收入倍增并非指社会所有阶层的收入都同比例地增长。实际上，对于那些高收入的阶层，如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其收入不仅不能倍增，反而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其回归到合理的水平上；而对于包括进城农民在内的低收入阶层，则需通过提高劳动力在初次分配当中的分配比例，使其收入能以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速度不断增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欠账，另一方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当然对于进城农民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努力提高其劳动技能，使其能够拥有更强的获取收入的能力。
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城市化这一重大课题当中的应有之义。扭曲的城市化之路必须修正，只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像贵州毕节5个流浪少年这样的留守儿童才会群体消失，此类的悲剧自然也就能够得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