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A股市场持续低迷，监管部门负责人日前接受采访时也指出，“在经济好的情况下，股市大起大落不正常”。由此可以引出我们的思考，对于已是老生常谈的股市改革，能否探索出真正的合理路径？
　　如果说在股市监管混乱的年代，股价大幅波动反映了诸多非正常交易现象，那么在如今市场监管日益严格、坐庄空间逐渐缩小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背后，已经不仅是股市自身的因素，更要考虑市场之外的缘由。实际上，股市低迷与其归因于宏观面，不如更关注微观面，即反映出作为其运行基础的企业出了很多问题。
　　一方面，在长期经济增长率逐渐下滑的大背景下，企业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在原有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的转型中，企业发展普遍面临挑战，现代化、规范化、国际化的企业并不多。同时，政府资产负债表膨胀，也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虽然进入股市的企业是“优中选优”，但仍然常看到有造假和伪饰的“坏分子”跻身其间。如众所周知的绿大地公司事件，不痛不痒的处罚使得欺诈上市成本几乎为零，而且损害了上市公司的整体声誉。那么若是造假上市过多，显然已经不只是追究监管者的责任，而且要考虑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监督、诚信机制是不是出了问题。
　　股市的功能定位究竟是什么？对于股市要服务于央企重组、服务于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于中小企业之类的说法，人们已经耳熟能详。我们认为，股市主体分为资金需求者、资金供给者与股票持有者。股市的定位，一是为需求者提供平等的筹资服务，二是保障潜在资金供给者不会受到欺诈，三是保障股票持有者利益不受非法市场活动的损害。长期以来，我国股市更加注重服务于资金需求者，而对后两者的重视不足。
　　换句话说，一方面，过分强调股市要服务于特定实体经济领域，可能会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因为这些事情是健全的市场理应自发完成的。另一方面，为了改变股市现有弊端，需要从偏重于服务企业为主，转变为更强调服务于潜在投资者和小股东利益。这里既要彻底改变以前的“圈钱”思维，又要注意股市“投资者”并非简单的概念，其中潜在购买者与小股东的市场利益可能是冲突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对此，除了推动居民经常性收入提升之外，显然还需要依靠资本性、投资性收入增加。由此，近年来很多人所强调的股市对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显然会更加受关注。但是要明白其中的误区，因为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居民财产性收入主要靠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而非风险较高的股票投资。除了有大量直接面向居民的债权类产品之外，即使要介入股市，多数居民也是通过购买机构的债券类产品来间接降低风险。同时，随着我国走向老龄化社会，以及稳定的中产阶级人群不断扩大，普遍的金融投资偏好也会有所转变，从高风险收益的产品，转向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事实上，对于资金提供者来说，股市本质上就是机构与高风险承受者的游戏，与多数老百姓的收入改善无关。
　　更应看到，加强股市监管不等于行政干预。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政府财权、事权的扩张，计划体制的复归迹象已经引起各界重视。十八大报告也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在股市的监管中同样需要处理好二者关系，强调合法监管，而不是过度管制，更非直接的行政指导，彻底改变“父爱主义”倾向，否则仍会重蹈“好心办坏事”的计划思维覆辙。另一方面，在包括发行上市在内的诸多环节，监管部门之所以坚持行政化原则，或许也是想避免在股市之外的行政干预。但实际上，这种用“好行政干预”代替“坏行政干预”的思路，会使得市场化机制难以真正成长起来。当然，这个难题不仅是股市的问题，也是整个体制改革的困境。解决的起点，就是从信息透明开始，使公众可以充分获知整个市场运行的细节，所有政府、机构、企业的行为，都尽可能展露在阳光之下，使得市场化导向下的股市运行成为常态。
　　总之，在现有体制环境下，股市监管部门可能做不到完全从源头把关，也不应该去过分关注股价涨跌。证监会今年提出的三项工作，即维护好交易秩序、服务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推进科技进步。笔者认为，实际上也就是第一项是其应该做的。对此，可以着手的切入点不在于严格行政干预，而在于从发行到交易环节，全面促进股市各种信息的公开透明，使整个市场处于公众监督之下，且推动立法与司法层面的约束和惩罚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