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月经济数据公布后，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四季度将触底。的确，PMI、工业增速、工业利润、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都出现一定反弹，这些都是判断经济向好的理由。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触底，9月的反弹是暂时的，只表现了经济在下行趋势中的波动。理由是因为观察短期经济运行不仅需要短期视角，更需要长期视角。
长期视角就是看决定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短期变量是指货币、利率、财政收支和物价水平这些宏观变量；长期变量则是指收入分配、城乡人口比例等结构因素，提供主要国际需求国家的长期经济走势以及制度变化。短期因素是快变量，如银根可以马上放松或收紧，但长期因素变化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制度虽然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但根本改变一个社会制度需要长时间酝酿。所以，长期因素决定长期经济趋势，至少是长达5年的中期趋势，不会因短期因素变化而立即改变。或者说，短期因素不能改变趋势，而只能改变扩张与收缩的幅度。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判断就不会因月度数据好一点就立即乐观，差一点就立即悲观。
比如，分配关系是决定储蓄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因素，因为它是制度性因素，是由社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允许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收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也转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与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料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大的变革是起于1997年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带来了微观经济的高效率，也奠定了中国真正转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年中国取得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制度因素，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进入新千年以后的这十年里，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以上，减少的消费比率就增加到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方面。其实，净出口也是储蓄或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是以外汇形式被储蓄起来了。
影响分配关系的还有发展方面的长期原因，即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市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跟进的自然过程。但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发展重工业，不得不实行强制城市化滞后的政策。改革以来的30年，先是让农民“进厂不进城”，后来农民进城后仍然不是市民。城市化的滞后由长达60年的战略与政策积累所致。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就已经超过3/4，但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5000美元了，真实城市化率才刚刚1/3。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也低，工业化超前的结果就是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滞后也是一种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所以城市化滞后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比分配关系更大。
还有出口问题。如果国内的长期因素都倾向于储蓄，而储蓄的实物形态是过剩产品，则出口就是消化过剩产品的唯一途径。如果国内过剩产品增长快，出口增速也快，国内的实物产品过剩就不会出现。因为对企业来说，商品已经实现了价值和利润，是以外汇形态储蓄起来，企业就具有为出口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分配矛盾，也会被出口的繁荣掩盖。反之，出口速度慢于国内储蓄或过剩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由于爆发国际经济危机而发生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难以避免。
再来看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决定供给，利润决定生产，而最终需求只产生于消费和出口。如果国内消费和国外需求不增长，企业没有钱可赚，就不会生产，更不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增加投资。投资虽然也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其终点是供给，是产能。但投资是一个实物生产场所的建造过程，一个建设项目一旦开工，就很难因为市场不好而被中途放弃，因为这等于让企业扔掉已经投进去的钱。所以，市场需求可能已经萎缩，但投资建设产能还在增长，这就是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机理。如果政府为了制止市场需求萎缩而把刺激投资当成扩张需求的主要方向，而没有在扩大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采取重大举措，那么一定是在短期增加了需求，长期却使过剩矛盾更为严重。
以上已经说明了理论，现在看看中国的现实问题。
消费需求方面，虽说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去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升，但从2011年到2012年，分配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利于消费较快增长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前两年农业丰收和农产品提价，还有农民工工资上升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这是短缺造成的市场调整效应，是市场根据生产部门间的要素余缺，通过价格机制重新分配资源，而不是主动改变制度带来的分配关系改善。从今年9月出版的《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看，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仍然是10倍，也说明社会分配状况没有变。所以，如果分配机制不改变，由于市场调整总有边界，调整到位后，农产品和劳动力供求在新的价格水平下达到均衡，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又会慢下来。特别是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比如最近就有许多有关企业裁员减薪的报道。
出口方面，决定出口的长期因素，是当前这场没有结束的国际经济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在长期萎缩的过程中出现了虚拟经济的疯狂膨胀。比如，美国制造业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高达28%，新世纪初就下降到15.8%，2010年下降到11%。日本和欧洲的实体产业情况也大致如此。导致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冷战后全球实体经济市场的统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要素价格，由此形成实体产业的竞争优势。直到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仍是发达国家的1/10，发达国家的实物产品供给远低于需求的矛盾仍会长期存在，并由实物产品供求的长期失衡，决定他们的贸易失衡、财政失衡以及资产负债表失衡都难以纠正。QE（量化宽松）解决不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竞争力问题，只能是一碗“续命汤”，并且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危机。更大的国际危机也许会爆发得很快，因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美国和日本也面临明年初的“财政悬崖”。如果是这样，我国外需就会面临持续萎缩的情况。实际上，今年9月的出口增速反弹主要是基数因素所致。10月出口持续反弹，仍是源自去年出口基数持续下降的影响。
投资方面，今年以来投资增速虽然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但我一直认为，不能用投资完成额来代表投资需求，因为投资完成额更接近投资从需求到供给变化的“质变点”。投资完成额越高，说明马上会变成产能的投资越多，所以把它理解成是产能的增长指标会更合适。比较合适代表投资需求的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指标，但这个指标今年前10个月只增长了16%，比去年同期19.8%的增长率低得多，也显著低于同期20.7%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所以，投资需求还是向下走，而且也没有理由不向下走，因为消费和出口需求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反弹。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只说明了未来的产能过剩会更严重。
国研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刚刚发布的调查数据说明，2012年中国制造企业的平均设备利用率只有72.7%，而2010年是78.3%。根据国际统计经验，设备利用率在75%以下就是危机状态。其中有些严重过剩的部门，如钢铁、有色金属、汽车等，设备利用率分别只有68.8%、67.6%和66.6%，已经低于70%，按国际标准则已陷入严重萧条。但前10个月汽车产业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达33.7%，钢铁也有3.9%，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完成额增长率高达23.1%。许多已经严重过剩的产业部门，虽然产品价格不断下跌，亏损不断增加，但产量仍高增长。例如，今年10月钢材产量增长11.7%，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增长14%，原因就是新产能不断加入进来。同时说明，投资完成额的高增长，更多反映着产能的高增长，而不是投资需求的高增长。
生产过剩就是需求不足，反过来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内外需求的增加，投资完成额增速处在高位，就会加剧过剩，企业利润还会继续下降，企业就不会增加生产和投资。需要指出的是，今年9月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回升都有假象，因为与企业利润高度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增速从8月的-5%扩大到-11%。一般来说，财政数据都比统计数据更可信。而财政收入的反弹主要是因为非税收入高增长。
所以，由于决定经济下行的长期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国经济下行趋势不会结束。目前的经济反弹，更多反映的是政府增加投资和贷款供给的效果，对经济来说仍是外生因素，而不是内生性需求增长。如果没有城镇化具体举措和调整分配关系根本措施的出台，中国经济触底反弹时刻就不可能到来。我以前认为，经济下行会在2013年下半年结束，也是基于那个时候会发生大的改革和调整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