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内制造业在今年释放出逼人的寒气完全不同，引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方向的服务业一直气势如虹。过去10个月，代表服务业景气度的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高高地锁定在50的“荣枯线”之上， 10月该指数55.5%，环比上升1.8%。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03年至2011年，我国服务业年均增长11.1%，大幅跑赢GDP增速，展现出扩身壮体的强烈冲动。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商贸、餐饮、旅游、房地产等消费性服务之外，涵盖金融、物流、会展、信息、创意、科技研发和教育培训等内容的生产性服务愈来愈成为服务业的价值中枢，同时，以社会保障、公立医院、义务教育等为细胞的公共性服务的作用也愈发显著。一般说来，工业化程度越高，服务业态愈显高端化。进入工业化中期后，以房地产、旅游、家政等为内容的消费性服务和以金融、保险、创意、科研开发等为元素的生产性服务地位日渐上升，社会对于公共性服务的改善诉求不断增强。
　　不过，放在全球服务业的棋盘中审视，我国服务业目前仍停留在中低端服务品的延伸和扩张阶段，公共性服务处于短缺状态。截至去年底，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3.4%，不仅大大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70％的水平，也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60%左右的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还相差17个百分点。不仅如此，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过去10年，国内服务业的增长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超常增长，两者增加值在服务业中的占比分别为11.8%和13.0%，这足以说明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调，尤以诸如创意设计、科研开发等高端服务生产与供给的不足最为显著。
　　值得警惕的是，与20世纪最后10年在新生市场经济力量催生之下的服务业保持强势增长有所不同，本世纪最初10年，我国服务业基本上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最新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相比2002年仅提高1.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加。两相对比，服务业的发展无疑出现了明显的倒退趋势。
　　中国服务业在经济总量构成中的弱势状态以及增长步伐的不稳定，与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直接关联。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领域，相应地对公共服务行业的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过去10年，公共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年均保持13%以上的增速，个别年份甚至达到20%以上，而同期在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项目的支出却从高峰期的18%降低到了目前的10.1%。再加上对民间资本进入服务业部分领域的门槛约束，因此，与过去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6%相比较，同期我国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投资年均增速落后了近4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未能形成有效支撑的前提下，服务品供给的不足是必然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公共服务品短缺，居民不得不高价购买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资源，以致出现改革成本由居民承接和分担的怪现象，其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也相应地被大大强化；不仅如此，社会保障体系的欠缺，也提升了居民对未来风险和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未来不确定性，居民只能提高储蓄，从而直接约束了居民对服务品的购买能力，削弱了服务业增长的客观动能。还需注意的是，过去10多年国内服务项目价格指数都大大高于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各类指数，因此，服务价格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需求，从而限制了服务业的增长半径。
　　显然，如想继续营造与扩充服务业在经济构成中的正能量，必须在顶层设计上纠正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同时在财政供给层面硬化对服务业的公共资源投入比重，形成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社会投资导向。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服务业时下正处艰难追赶过程，迫切需要政府削减税收等成本负荷，降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激活服务业本身的竞争性能量和产品供给能量。当然，除了在供给方面培植撬动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杠杆外，在需求层面政府还应增大对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产品的采购力度，重构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较大幅度地增加居民收入以拉动其对服务品的购买需求。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需要为服务业“给力”的基本方阵中，企业的转型升级理当成为一支关键和核心的牵引力量。必须承认，“代工制造”在让中国企业获取了微薄利润的同时，也弱化了企业进行设计开发、市场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动能。所以，中国企业非得尽快从传统加工制造的窠臼中迅速解脱出来，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的步伐不可，以实现从加工贸易到服务贸易的有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