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绝大部分人所预期的那样，虽然2012年《财富》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总体表现优异，总收入达2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3%，总利润达1.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7%，但中国企业业绩增长还是超过了全世界大多数同行，这使得今年中国（包括香港特区）上榜公司连续第九年增加而达到73家。至此，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
在上榜中国公司逐年递增、今年就比上年增加12家、上榜中国企业排名大幅度前移的背景下，去年排名第354位的中钢集团公司今年落榜，便显得格外突兀、刺眼。尤其中钢集团并非如同某些退步的国外巨头那样因缺乏进取精神而陨落，而是倒在过于激进的扩张战略下，这就使得中钢覆辙拥有相当普遍的警示意义。
中钢的崛起，在于积极的企业并购策略，使其在数年之内便跻身世界500强；中钢塌陷，则在于过度扩张，以至于本来不无可取之处的策略把这家企业推向了深渊。中钢之所以会被山西中宇无限期占压数十亿元资金，是因为当初中钢希望通过预付款渗入山西中宇，最终用最低成本来控制这家钢铁生产厂，根本改变中钢在市场上作为单纯钢铁贸易商的不利处境。假如山西中宇经营稳健，这一策略堪称可取；问题是山西中宇因经营无方而陷入困境，最终让中钢的40亿预付款打了水漂，高招顿成昏招。而中钢之所以会误判山西中宇前景而使出预付款昏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钢管理层在非理性扩张热潮中判断力严重受损。
之所以要强调企业盲目扩张之风险，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管理层道德风险。绝大多数规模大到一定程度的企业，最终都不可避免要走向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任何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的现代企业都必须面对管理层的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之一是好大喜功，用股东的资金营造自己的“王国”；之二是侵吞企业资产。由于企业和社会转型剧烈，原有监管措施受到破坏，新监管体系不完备，更由于某些社会舆论和政策取向对企业管理者过度纵容，我国本来就正处于企业管理层道德风险的高发期，无论是国企，还是发展到了一定规模的民企、外企，都无法幸免；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上述两类道德风险又受到额外激励。就第一种道德风险而言，对于中国企业经营者来说，大手笔的海外投资、尤其是并购海外知名企业能将自己推向国际商界关注的焦点，使得自己跻身美欧发达国家主流企业家俱乐部，这些巨大诱惑往往导致他们难以冷静地评估跨国经营的收益和风险，典型如中航油的陈久霖。就第二种道德风险而言，显然侵吞海外资产比侵吞国内资产更为便利，对此，中国企业必须改进内部管理，立纲陈纪，无论如何“成功”的经理人都不得凌驾于企业规章制度之上，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国家和企业资产不受侵蚀，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也有利于保护企业经理层这一可贵的人力资源，避免整整一代本来前途无量的企业家失足落水。
其二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资产负债结构恶化本来就是企业过度投资扩张的最大风险之一，而由于跨境投资扩张比国内投资扩张要遭遇额外的汇率和利率变动风险，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风险。
新兴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高增长通常是其国际收支持续顺差、本币连年升值、国内经济过热逼迫货币当局提高利率、经营成本上涨等因素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较有实力的企业通常倾向于借入低利率且其计价货币汇率看跌的外币债务，以便用最低成本支持其海外投资扩张。而为了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时期的东道国政府也普遍乐于放松对企业借用外债的管制，如中国近年准许境内母公司为其境外子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借债提供担保。但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会直接减少东道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倘若对外直接投资伴随着出口生产能力大规模转移，又会间接减少东道国经常项目顺差，甚至可能造成逆差。这样，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将逐渐削弱本币汇率升值和利率居高不下的根基，最终达到转折点。假如国际游资窥见这一弱点而发起大规模投机性货币攻击，汇率、利率转折将到来得更快、更猛烈。届时，海外投资企业借入的外币债务利率大幅度上涨，其外币本金折算成本币也将急剧升值，很可能从海外扩张的助推器变成脖子上的绞索。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风光一时的韩国财阀，不止一家就是沿着上述道路走向末日，最典型者莫过大宇集团。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在现在热门新兴市场重演。去年下半年以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达到两位数，致使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大大提高，去年巴西企业在国际市场获得融资470亿美元，今年预计只有1亿美元，而今年巴西企业到期外债约有273亿美元。
中国骨干企业中会不会出现同样情形？这是我们要竭力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