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名楼”申遗，激起议论一片，有叫好的，如“申遗有助于将名楼文化推向世界”；也有质疑的，如“好多所谓名楼都是假古董”。近日又传来消息，由于各个名楼之间“还没有达成完全的统一意见”，申遗暂时搁置，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各方意见一致了，名楼将继续奋战在申遗的战斗中。
笔者不去揣测申遗发起方是否有作秀或是政绩工程的意图，仅从技术角度，就“十大名楼”联合申遗谈一谈想法。我的建议是：要申遗，先把概念玩儿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次“十大名楼”打包申遗在本质上是在玩儿概念。我并不是说“玩儿概念”不好，把一个概念玩儿好，非常有助于提升我国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比如前年申遗成功的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就宣传了一种中华文化的宇宙观。话说回来，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谁把概念玩儿好，谁就有能力影响世界。比如“非物质遗产”这个概念，就是日本人极力推动并发展起来的。
“十大名楼”申遗，首先面对的概念是“原真性”，通俗点说，就是如何回应“假古董”的质疑。有关名楼是“假古董”的批评出自文物专家之口：比如黄鹤楼是上世纪80年代以清同治楼为蓝本重建的，滕王阁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绘的《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重建而成，而南京的阅江楼甚至是到2001年才建成开放的……但我认为，这些有关原真性的批评有待商榷。
事实上，原址重建的文化遗产名列世遗名录并不鲜见，在二战中几乎毁灭殆尽的华沙老城，战后几乎按原状复原，依然得以入选世界遗产，甚至“重建”行为本身，也被认为是其价值的一部分。话说回来，能有多少世界遗产现在还保存着最初的状态呢？我国的长城就经历了2000多年的重修再造，其八达岭段甚至是上世纪50年代重修的，但谁又能说长城不具备“原真性”呢？
即使真的细抠原真性，“十大名楼”申遗也大可将其规避。有人提出以文化景观类型申遗，就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名楼申遗，玩儿的是一个“楼和景观相结合”的概念。这是一个中华文化独特于其他文化的重要元素：以特定的自然景观为依托，建立一座“楼”，赋予其丰富的文化意涵。这些“楼”的价值不仅在文物本体，更在于它们所依托和构建的一整套文化景观，及其反映的中国古代文人集团对时间和空间的审美态度。这恰恰是文化景观遗产所看中的东西。
文化景观强调建筑、自然以及人的生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和谐美。比如西湖，如果以原真性的标准衡量，重建于民国时期的断桥本不具备什么历史意义，但它作为西湖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又承载了丰富的审美想象。从这个角度上说，只要符合当年的建筑工艺和型制，只要把楼在整个文化景观中的意义和价值说清楚，重建便不是问题。不能一看是重建，就断言为“毫无价值”。因此，“十大名楼”申遗的症结不在“楼”，而在“十大”。
恕笔者知识浅薄，不知道“十大名楼”这个概念是否具有充分的历史内涵。查阅资料后发现，这个所谓的十大是个很新的说法。2003年，中国文物学会历史文化名楼保护专业委员会由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大观楼、蓬莱阁、鹳雀楼等6座历史文化名楼共同发起成立。此后，天心阁、阅江楼、钟鼓楼、天一阁和杭州城隍阁相继加入。这次申遗是除了城隍阁之外的10座楼一起打包。据说有内部人士认为，十个一起申遗能增大申遗保险系数。也有人举出前两年“中国丹霞”六省一同申遗的经验，以及丝绸之路、大运河等跨国、跨省申遗的方法，认为“捆绑申遗”会提升申遗的分量。但从技术角度来说，名楼申遗的硬伤恰恰在于这个“十大”上。
把美好的事物连结起来，用一个数字创造一个其超越个体的叙事，是将价值升华的一种方式，比如“七大奇迹”、“四大发明”、“三山五岳”等。但是，从技术认定的角度来说，这些数字其实毫无意义。文物不是变形金刚，单体有价值，不等于这些单体的组合就必定具有价值。丹霞、大运河之所以能够多地申报，是因为它们无论分布如何，基本内涵是统一的，它们并不是为了申遗而临时拼凑的概念。再如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存在了千年之久，已广为世人所认同。
“十大名楼”（或是任何“×大××”）这种组合，听起来很有味道，但细琢磨起来太虚幻，难以从技术角度去论证。如果硬要用这个概念，世遗评审专家可能会问，这个“十”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如何体现出一种杰出的普遍价值，为什么是十而不是九，不是六，不是四（实际上“四大名楼”这种说法至少在国内更加深入人心）？这些楼在建筑形制、规划理念、哲学思想、后世的人文社会延伸上具有什么样的共性？它们内在之间是如何构建联系的？这些问题是摆在名楼申遗者面前最大的难题。
我们常常想当然地以名气论价值，比如当年中岳嵩山申遗的时候，很自然地认为“中岳”是个无需多谈的概念。但严谨的世遗专家则持有不同观点，不断追问“中”究竟为什么对中国人这么重要。嵩山申遗没有一次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我们对“中”的解释不够清晰。我们不要因为有名气，就忽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论证。就拿岳阳楼来说，没有任何专家会因为一个古代文人写过一篇流传于世的关于这座楼的文章就认为它具有价值。如果都按名气论，那世界遗产早就该落在牛津、剑桥或是哈佛的头上，而不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由于世界遗产组织对各个国家每年申报数量限制在两个，导致最近几年内出现大量的联合申遗案例，意图通过“打包”的方式规避数量限制。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申遗热，给了一些根本不具备遗产价值的文物以“滥竽充数”的机会，同时，更给了大量遗产“创造概念”的机会，但世界遗产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干货”，而不是所谓的名气或凭空创造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