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不是不想为银行打工，只是没有机会。”众多券商资管人士对于为“银行打工”所表现出的充满无奈的自豪感令记者颇感震惊，而这一句话则最令记者印象深刻。
　　不少券商正在深挖这一机会，打着创新旗号的券商资管，而今却利用自己的通道大张旗鼓地服务起了银行，沦为了银行的打工者。
　　事实上，银证合作的推动者是银行，而非证券公司。银行业一直承担着为实体经济融资的主力角色，信贷风险逐渐积累，银监会为保证银行兑付能力，一直执行着75%的贷存比监管红线。近年来银行加强了银信合作以规避监管，但在银信合作不畅的当下，券商则成了银行的合作对象。无论是银信还是银证合作，银行都需让渡一小部分利润，但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也借此分散了风险。
　　在目前银证合作的主流业务模式中，一类是银行用理财资金投资券商的定向资产计划，券商则按约定买断银行承兑汇票，进而实现将银行的表内贷款转到表外的目的；另一类是将表外理财资金通过券商贷给银行客户，同样也实现了表内贷款转表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银信合作是银行的内生需求，而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券商只是接过了信托业的大旗，继续为银行打工。
　　券商沦为银行的打工者，两个方面原因显而易见。
　　一方面，在银证合作产生的庞大资产体量推动下，券商资管规模以3个月的时间就几近翻倍，但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去甚远。业界普遍预计，随着整个行业银证合作业务的深入，价格战已开始蔓延至存量定向产品，而未来微利经营是大概率事件，且不排除部分券商为争取排名，不惜亏本赚吆喝。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银证合作模式中，券商既不负责前端的资金渠道，也不负责后端的项目投资。换句话说，既没有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也不涉及融资者的融资需求，而承担这两端责任的都是银行。
　　这看似躺着也能收到管理费的好事，长期看券商却难免得不偿失。毕竟在产品运作过程中，券商无法通过这一业务积累客户资源，也无法接触到项目资源，更谈不上提升投资经理的投研能力。反而有个别券商无视巨大风险，打起了资产池业务的主意，而这一业务日前正饱受“庞氏骗局”的指责。
　　退一步讲，如果说券商通过银证合作，从而积累业务规模、增强竞争资本无可厚非的话，那么如果一味追求目前的银信合作模式则是不可取的。当下券商该思考的问题是，以通道业务积累规模，虽说是领养了一只现金牛，但券商资管该如何面对自身未来的战略定位？
　　“三个如何”是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后较早抛出的三个重点关注问题：包括如何以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如何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于中小企业、“三农”和创新创业活动；如何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中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为券商资管的定位指明了方向——立足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也即在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利用主板、创业板、场外市场等多个融资渠道，甚至包括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及股票、债券等投资标的，设计出收益率和风险相匹配的各类产品，利用信息和专业优势，成功对接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和居民的理财需求。
　　从国际投行的发展路径来看，现在券商资管从事的银证合作业务尚不及143年前初创时的高盛。尽管高盛等美国投行早期也发源于本票业务，也就是今天商业票据的前身，但至少也是作为商人和银行之间的中间人，而非两头客户都抓不到的尴尬身份。
　　自1906年承销了联合烟草公司的股票后，高盛真正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投行。随后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高盛逐步完善了业务线，包括投资银行、机构客户服务、直接投资与借贷、投资管理，其中投资管理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专户理财，也就是资产管理业务。2011年，该项业务的收入占高盛集团总收入的比重已达17%。
　　在高盛构建的全资产产品配置平台上，建立了可以投资于几乎所有资产的产品线，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选择产品和服务，这与国内券商资管同质化的产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背后反映的恰恰是高盛等国际一流同行具有的，而国内券商缺乏的资源整合能力、产品设计能力、投资研究能力。国内券商应该在向客户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找到差距，进而培养服务能力。躺着数钱的日子虽然好过，但这种日子将妨碍券商竞争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