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底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较大幅度的震荡。人民币汇率大起大落与汇率形成机制有很大关系。事实证明，盯住价值显著疲软的“货币锚”可能隐藏着非常大的风险。
　　人民币近一个月以来的持续走高与全球流动性宽松的大背景相关。面对债务持续飙升的局面，发达国家央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展开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竞赛。尤其是美联储开放式QE3，可能导致2013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飙升至4万亿美元。受外部流动性的影响，今年10月份以来，人民币即期汇价连续走高，中间价连续数日大幅攀升。近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更是连续触及日浮动区间上限，这不仅是人民币扩大浮动汇率期间至1%以后的连续“涨停”，也是1994年人民币汇改以来的最高纪录。
　　尽管中国贸易顺差上月再度扩大，同时人民币汇价持续走高，但中国央行没有采取强力措施从商业银行回购美元以平抑人民币升值压力，这是近年来罕见的，这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要动因仍然来自于外部资金短期的套利套汇驱动。
　　进一步分析，人民币波动与美元价值波动紧密相关。自去年10月以来，作为全球“货币锚”的美元“双向波动”幅度加大（美元指数最低至76.48，最高至84.02），大部分时间段处于强势区间。受此影响，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走势偏弱甚至出现阶段性贬值，而今年三季度以来，美国年底“财政悬崖”临近，以及QE3使美元全线承压，美元指数回落至年初水平，人民币也由此重拾升势。
　　再者，香港、伦敦、新加坡已经或者准备建立起人民币离岸市场，但对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而言，由于无法满足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的广度和深度，自然无法把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纳入真实汇率当中，也就无法通过汇率直接反映的金融资产收益吸引国际投资者更偏好使用人民币，并赋予超越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的更大投资功能。
　　今年以来，不止是人民币汇率上演了“过山车”走势，其他新兴市场货币都经历过“从冬到夏”演变。当前全球汇率的乱局只不过是美元霸权的另一种体现。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被称为“美元世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全球市场体系的许多规则和制度的制定都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外围”结构。美元是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而其他出口型和资源型国家都是外围国家，这些国家货币大都盯住美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严重被削弱。不平衡的货币政策，不仅使大多数国家的国际购买力与国内购买力背离，面临“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窘境，也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利益更多地由核心国享受，而风险更多地由外围国家承担。因此，如何渐进地与美元“脱钩”，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增强各国货币独立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人民币自身也面临相似压力。目前，在对多种别国货币交易中，人民币对其他币种的交易方式以美元交易做市商和美元为中介进行，其汇率中间价形成方式也均采用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以及美元对该币种汇率套算形成。这使得人民币估值和发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难以判断人民币本身的价值所在，不易形成真实的汇率价格，也无法对持有人民币建立一个稳定的预期，更难以获得人民币的自主定价权。
　　摆脱人民币被美元牵制的局面，首要的是要摆脱盯住美元或者盯住现有国际货币的模式，提升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在人民币真实汇率中的地位。这就需要央行能够更加灵活地在债券市场上“吞吐货币”，更多地发挥在岸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岸债券市场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极富深度、广度的在岸债券市场“池”，是一国经济潜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现有国际货币依赖的汇率“锚”。目前主要国际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其国内无不具有与GDP规模相匹配的债券市场，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国内债券存量与GDP之比指标，美国为174.46%、欧元区德法意西四国平均水平为114.65%、日本为248.03%、英国为74.95%，而我国仅为45.28%。
　　因此，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投资和计价功能，需要中国金融和债券市场规模增大，更需要金融深化同步进行。风险孕育着机遇，加快推动中国金融深层次改革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