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久拖不决，不仅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玷污了欧盟的国际声誉，而且还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充满忧虑的联想，如希腊会不会退出欧元区，欧元会不会崩溃，欧盟会不会解体。波兰财政部长罗斯托夫斯基甚至还说，如果欧盟在这一危机中瓦解，欧洲就有可能会爆发战争。他说他真想把他的子女送到美国去。 
　　其实，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面临着不少有利因素。
　　第一，作为一个整体，欧盟和欧元区的政府债务负担并不重，财政赤字并不大。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2年第2季度末，欧元区17国的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为90.0%，欧盟27国为84.9%，显然大大低于日本和美国的负债率。当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债务负担较重，分别为150.3%、126.1%、117.5%和111.5%。
　　欧元区17国和欧盟27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从2010年6.2%和6.5%下降到2011年4.1%和4.4%。这也是非常可喜的。但爱尔兰仍然高达13.4%，希腊和西班牙均为9.4%，英国接近8%。
　　第二，德国经济继续在增长。德国是欧盟经济的“定海神针”。只要德国经济保持增长，欧盟经济形势就不会过于悲观。2012年，欧盟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0，欧元区为-0.3%，而德国则是0.7%。事实上，2010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率都是正数，从未出现过负增长。事实上，2010年以来，德国经济增长率都是正数，从未出现过负增长。
　　第三，欧盟各国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决心是强大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洲、亚洲、拉美或非洲，政治因素是影响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债务危机，欧盟各国推动一体化的决心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在强化。德国总理默克尔等政治家经常说，欧洲需要更多的一体化，而非削弱一体化。
　　2012年3月2日，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都签署了《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条约》（又称财政契约）。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等政治家的设想，欧盟还将为建立银行业联盟、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作出努力。尽管建立这些联盟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四，应对债务危机的“防护墙”在加固。2010年5月9日，欧盟经济与金融事务委员会（ECOFIN）的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及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EFSF与EFSM的不同之处是前者面向欧元区成员国，后者为整个欧盟服务。
　　EFSF和EFSM被认为是缺乏法律基础的，其运行是临时性的，因此，2011年3月11日的欧元区峰会决定成立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3月24-25日的欧盟峰会为此而特意修改了《欧洲联盟运行条约》（TFEU）第136条。2012年2月2日，欧元区成员国驻欧盟大使在布鲁塞尔签署了ESM条约，10月8日正式开始运转。
　　ESM被认为是欧洲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一放贷额高达5000亿欧元的”防火墙”今后将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五，德国和法国在大多数问题上能步伐一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任时，与默克尔的合作如此默契，以至于一些媒体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合二为一，称之为“默克齐”。
　　在奥朗德上台之前，国际社会担心，由于奥朗德在竞选时表达了希望重新谈判“财政契约”的想法，因此，他与默克尔的合作可能不如萨科齐与默克尔的合作那样默契，但奥朗德当政以来的几个月表明，在大多数问题上，德国与法国能步伐一致地发挥主导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在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只要大国齐心协力，同心同德，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六，欧盟开始认识到加强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经济治理得不到强化，从而为希腊等国在政府财政上“寅吃卯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
　　痛定思痛。2010年9月，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揽子加强经济治理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强化财政纪律来达到加强经济治理的目的。除了实施所谓“欧洲学期”以外，欧盟还引入了罚款制度，即欧洲最高法院可对违反有关规章制度的国家实施罚款。
　　第七，“减记”实实在在地减轻了希腊的债务负担。2011年10月，“私人部门参与”计划启动，私人部门（即债权人）同意为希腊的债务“减记”50%。后经艰难的谈判，希腊与85%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将“减记”额度提高到74%。这意味着希腊的债务负担可减少1000多亿欧元。
　　第八，欧洲中央银行（ECB）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受法律因素的制约，ECB无法直接充当“最后的贷款人”，但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发挥其作用。迄今为止，ECD已进行了两次“长期再融资操作”：第一次是在2011年12月21日，为523家银行提供4892亿欧元、为期3年、利率为1%的的信贷；第二次是在2012年2月29日，为800家银行提供为期3年、数额为5295亿欧元的信贷。
　　2012年9月6日，ECB宣布，它将通过实施“直接货币交易”，在二级市场上无限制地、有条件地购买提出纾困要求的国家的国债。这一决定宣布后，西班牙等国的国债收益率快速下降。一些国际媒体认为，这一市场干预实际上使ECB成了“准最后贷款人”，因而有效地避免了西班牙等国经济形势的恶化。
　　第九，欧盟的反危机战略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是从片面强调紧缩到关注增长。在由IMF、ECB和欧盟组成的“三驾马车”的要求下，希腊等国在陷入危机后立即实施了严厉的财政紧缩和经济调整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则居高不下。
　　令人欣慰的是，欧盟各国领导人已认识到，推动经济增长是摆脱债务危机的最佳途径，而“勒紧裤腰带”则扼杀了经济增长的动力。2012年6月28日，欧盟峰会通过了数额高达1200亿欧元的增长协定。欧盟反危机战略的这一转向已开始奏效。
　　第十，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第十四次中欧峰会上，温家宝总理表示：中方已经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洲债务问题力度的准备。第十五次中欧峰会公报中有这样的文字：中方重申将继续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信欧方正采取适当措施应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表达了为欧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愿望。
　　但是，不容否认，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也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利因素：
　　第一，银行业已受到债务危机的不良影响，西班牙的情况尤为严重。债务危机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而且还损害了银行业的稳健度。一方面，银行因“减记”70%以上的希腊国债而蒙受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萎靡不振也损害了银行业的活力和利润率。据路透社报道，受欧洲债务危机影响，2011年欧洲四大银行的亏损高达80亿欧元。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行长让-保罗·史弗莱认为，目前是“1929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第二，债务危机的社会成本不断加重。在理论上，希腊等国的政府应该在危机时期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由于"三驾马车"竭力主张陷入危机的国家将"勒紧裤腰带"作为获得纾困的条件，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大大削减用于社会发展的公共开支。此外，公共部门也被压缩，从而使失业率进一步提高。
　　由此而来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在失业率节节攀升的形势下，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西班牙一些地方的政府已要求超市的垃圾箱上锁，以防止穷人食用来自垃圾箱中的不洁食品后罹患传染病。而此伏彼起的示威游行既影响了生产活动，也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日趋紧张。
　　第三，欧盟成员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德国希望希腊等国痛定思痛，实施有力的改革和财政紧缩，一劳永逸地根治危机。而法国则认为不应该为了压缩政府财政开支而牺牲经济增长。德国希望以此债务危机为契机，克服此前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和缺陷。而英国等国则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应该伤害各自的主权。众所周知，尤其在如何构建银行业联盟、能否发行统一债券、如何处理紧缩与增长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德国、法国、英国、捷克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分歧非常明显。
　　第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归根结底，摆脱债务危机的最佳手段是加快经济发展。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制约了世界经济的复苏，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则非常不利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
　　第五，希腊等国的经济难以在近期内走上良性增长之路。虽然爱尔兰经济已摆脱了负增长，开始出现正增长的势头，但希腊和葡萄牙的经济尚未见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此外，西班牙的失业率已大大超过20%。这一切都是国际社会的担忧之处。
　　综上所述，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面临着不少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但总的说来，有利因素似乎居于主导地位。因此，我们不应不顾事实地唱衰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