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在2002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1.8倍。同期，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了4.5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3.6倍，增速均远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这个数据与之前公布的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中占比的数据基本一致。事实上，从每年的增长速度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年均增速为10%左右，而公共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则高达20%以上。
　　这一收入分配格局，与我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在过去10年中政府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这两大引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包括钢铁、造船、化工和水泥等等，甚至包括包装成高新技术产业的光伏原材料粗加工行业。这些行业运作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政府在其中通过金融系统将部分收益转移到企业和政府部门，以此推动企业和经济快速发展，并间接提升就业水平促进收入增长。
　　除了资金的大量投入之外，这一模式还需要得到廉价劳动力的支持。譬如造船这样的行业，如果没有低成本劳动力的支持，则很快面临产地转移的问题。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这些产业的时期并不愿意过快地提高劳动力成本，否则产业和财税的发展必定会受到较大的限制。这也是为何10多年来工资收入上涨迟缓，部分打工者收入甚至未有变化的根源之一。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比较适合经济发展的粗放阶段，且具有增加寻租机会、扩大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巨大负面作用。所以，如果不能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及时调整，恐怕会对未来的经济社会稳定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与收入相关，实际上却与经济发展模式、社会分配制度相关。按照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和经济运行模式继续运转，问题很可能会逐步积累。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宏观方面，消费一般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而投资和出口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收入分配方面，居民个人收入增速一般与经济增长基本持平，甚至略高。而产业投资领域，则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为主。服务业虽然规模巨大，但绝大部分仅仅是从属地位，核心仍然是高科技密集型产业。通过偏向于中低端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制度，西方国家政府将高科技企业的部分收益转移给普通工人，再通过发达的服务业体系，将工资性收入进一步转移给数量庞大的服务业劳动力。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少数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也属于这种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模式。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对我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未来的经济增长一方面要注重解决收入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让更多居民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同时确保公民在起点公平性上得到保障，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对社会稳定性构成冲击。另一方面则要在社会产业发展上进一步推动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以起到整体带动的作用，服务业发展方面也需要得到相关政策的支持，尤其是与金融、运输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需要得到相关政策的持续支持。
　　在兼顾收入分配公平，核心高科技产业持续增长的条件下，经济与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保证，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