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支撑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和动力何在？我的看法是，由于城镇化尤其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巨大，未来10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通道。这里，一个主要的判断是：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将形成中国未来5～10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由此，中国将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人们常说，21世纪前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一个10年，中国比较好地利用了外部机遇发展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的10年，尽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会带来诸多变化与挑战，但由于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中国将仍然具有许多国家难以比拟的突出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
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未来10年不仅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并且还会有一个较快的速度。如果以平均1～1.2%的速率推进，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0%以上。
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中国51.3%的城镇化率，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还包括了1.6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即使年均增长1.2个百分点，10年后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仍只有47%，仍达不到目前世界的平均水平。考虑到10年后中国的发展前景，人口城镇化率的合理区间应不低于50%。也就是说，未来1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率应为1.5个百分点左右。从现实情况看，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到位，2020年达到50%以上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有可能的。
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与消费需求。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可以说，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以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城镇化持续释放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能够支撑未来10年中国7～8%的中速增长
当前，各方对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增长前景有不同的研判。在我看来，今年的增速下行既是短期经济波动的表现，更是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反映。一方面，未来10年中国再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并不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有着巨大的内需动力，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仍然看好。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促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未来10年虽然经济增速比照过去10年的高增长将下一个台阶，但对转变发展方式总体上比较有利，可以使消费上一个台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上一个台阶。
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已经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从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的转变，未来5～10年消费升级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此外，随着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在2008年23%左右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0%以上。届时，中国将形成6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有望成为拉动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消费需求释放处于历史拐点。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之后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5%，10年来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的贡献率(50.5%)。消费正在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未来5年，通过体制政策创新，尤其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初步解决，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42.5%左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规模将有望从2011年的16万亿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有望回升到4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55%左右。这样，将初步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未来10年，通过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达到50%以上，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将有望达到45～50万亿左右，居民消费率将达到50%左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这样，将基本形成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
消费需求释放有望支撑中国经济7～8%的中速增长。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增长的前景。分析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建立在对消费需求增长规模的客观判断和相关政策上。如果未来10年，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50万亿的消费潜力得到比较充分释放的话，能够支撑7～8%的经济增长，由此使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着眼于未来10年的中速增长目标，需要把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需求释放，作为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也就是说，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城镇化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推进人口城镇化需要投资转型
中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重在扩大消费？我的看法是，中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由此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适应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以扩大消费促进投资转型。消费既是增长的目的，也是增长的动力。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能够直接拉动增长，带动投资增长，而且能够引导投资结构优化调整。从短期看，消费是一个慢变量，投资对稳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稳增长确实需要稳投资。从中长期看，消费才是投资的根本目的，投资要有效地转化为消费，才能形成有效投资，并成为内在的增长动力。应当看到，低成本扩张时代的终结、人口红利的递减等多方面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长期以投资驱动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会给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制造更多障碍，积累更多的结构性矛盾。例如，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投资边际效益下降、生产过剩的危机等。加快投资转型，重要的在于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投资的增长能够反映城镇化发展转型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方向和客观趋势。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当前，适应全社会消费需求的大趋势，需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首先，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适应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能够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能够提振国内消费预期；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其次，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滞后，许多发展型消费需求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例如，未来5年，随着文化需求的增长，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有可能从目前的3%上升至5%，预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如果能够加大文化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将潜在的文化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还有望在加快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优化投资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稳增长的首要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尽管实践中有一定的推进，但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投资转型对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提出新的要求。应当说，这些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我的看法是，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中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为此，要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重大作用；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为加快人口城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
未来10年，是中国转型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城镇化带来的历史机遇，需要在转型上取得共识，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识：第一，坚持消费主导，把推进人口城镇化、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作为最大的经济结构调整；第二，坚持民富优先，使城镇化真正承载起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第三，坚持绿色增长，推动绿色城镇化；第四，坚持市场主导，调动社会资本力量推进城镇化；第五，加快政府转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能够有效地履行公共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