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正处在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的历史拐点。7%～8%的中速增长趋势已经形成。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长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首要目标。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
尽管近两年内外部经济形势异常复杂，但有三个特点还是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一是外部需求已发生质的变化，试图依靠外需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二是内部供求关系也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在迅速上升；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暗流涌动，其冲击力如何尚难估计。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非同小可，需集思广益、谋定而行。在内需的构成中，消费是很重要一部分，对未来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在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未来10年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何在？转型与改革的动力何在？我的观点是：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既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挑战，又是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以人口城镇化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把握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需要把扩大消费作为稳增长的战略重点，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当前的经济走势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处在由高速向中速转换的历史拐点。2011年以来的经济放缓，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更有中长期增长条件变化的因素；既是短期经济波动的表现，更是中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反映。由此，需要从长计议，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和拉动消费的战略重点。
1.7%～8%的中速增长趋势已经形成。
首先，中速增长条件发生趋势性变化。支撑以往两位数高增长的低成本优势逐步消失。例如，劳动力成本明显提高，土地成本快速上升，资源环境的成本与约束明显加大。
其次，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对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影响。经济起飞阶段总量小，经济增速相对偏高；随着经济总量的加大，经济增速难以保持高增长。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实现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潜在经济增长率大都会下一个台阶。从我国的情况看，潜在经济增长率已开始由10%左右下降到7%～8%左右。
第三，欧美市场萎缩不是一个短期的趋势。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进入全面调整期，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出口资源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大，需要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求新的平衡点。欧美市场萎缩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有可能是5～10年的中长期趋势。在这些特定背景下，投资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扩大内需成为稳增长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2.保持10年的中速增长成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首要目标。
从总量上看，如果保持10年7%～8%的增长，能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水平。假设未来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8%，人民币汇率年升值3%，美国GDP年均增长3%，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可望达到美国的97.9%。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如果保持10年7%～8%左右的增长，2019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1900美元，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以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7%～8%的增长，既是世界经济再平衡对中国的需求，更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贡献。
3.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解决好短期与中长期的矛盾，在“稳当前”和“谋长远”之间寻求平衡，防止在保短期增长的同时给中长期增长积累更大隐患。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实体经济，加快形成内生增长动力，加快创新体系建设。
其次，解决好周期性与结构性的矛盾。2011年以来的经济放缓虽有周期性波动的因素，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长期滞后而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的中速增长，已经难以通过短期的政策刺激来实现，它需要加大结构性转型与改革的力度。
第三，解决好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从近些年的实践看，经济生活的突出矛盾是投资-消费失衡。例如：产业结构扭曲。我国的服务业比重在40%～43%中徘徊了10多年。要提高服务业比重，不改变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很困难；产能过剩的压力加大。
长期过大、过高的投资率，使产能过剩的压力更为凸显。比如，2011年我国钢铁的实际需求不超过6亿吨，但钢铁的实际产能达到8.5亿吨左右；投资边际产出持续下降。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每1元的投资产出效应，1997年为3.17元，到2010年下降到1.44元。
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蕴含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与其他国家不同，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上升的通道，关键在于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这个突出优势。初步的分析说明，只要消费需求能够有效释放出来，就有可能支撑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
1.我国开始进入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之间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从以人的温饱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全面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尽管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主要追求温饱向教育、医疗等转变。
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同公共服务尚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把改善民生、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
2.未来10年我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
首先，我国消费率的提升空间巨大。我国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金砖国家），消费率相差15～20个百分点左右。如2011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3.8%，2010年印度为63.2%。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相差的更大一些，有近30个百分点。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消费率水平的差距，更要看到未来5～10年消费率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我国潜在的消费规模巨大。摩根斯坦利的估计是（2010年)，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消费的黄金时期，2020年中国消费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2%。麦肯锡的估计是(2012)，2008年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但到了2020年，预计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占全球消费总额的25%。
我国中金公司的估计是(2012)，2020年我国居民总消费将达7.0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4.14万亿元）。前不久，国家商务部有关方面作出预测，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将在2015年达到32万亿元，比2010年的16万亿元提高1倍。我们的初步分析是：2020年潜在居民消费需求有可能达到45～50万亿元左右。这个初步分析的数字表明，10年左右我国有望从投资生产大国转型为消费大国。
3.消费需求释放能够支撑未来10年7%至8%的经济增长。
有效需求规模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增长的潜力与增长的前景。我国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能否支撑中长期增长，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不少质疑。理论上，把消费纳入增长模型分析的文献不多见；实践上，对消费拉动增长的效应仍持怀疑态度。有学者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两次扩大内需，都是为了应对外部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这说明我国扩大消费的政策都是针对短期问题的，尚未形成中长期扩大消费的政策体系。
如果未来10年，人口城镇化蕴含的45～50万亿的消费潜力能比较充分的释放的话，能够支撑7%至f8%的经济增长。就是说，分析我国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趋势，需要建立在对消费需求增长规模的客观判断和相关政策上。
4.把拉动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
首先，要消除“过度消费”的疑虑。有人担心，欧美就是因为过度消费出的问题，中国走消费主导会不会导致过度消费。客观讲，我国仍处在消费较低的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例如，2009年我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仅为美国的4%和日本的5.5%。此外，尚未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消费群体。从总体情况看，我国目前不存在“过度消费”的情况。
其次，要制定国家促进消费战略规划，明确未来10年扩大消费的预期目标。总的建议是：2016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最终消费率从47.4%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33.8%提高到40%左右，消费初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左右，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消费基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第三，着眼于释放消费需求推进相关的政策调整。这就需要把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率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任务；需要创新消费政策，引导培育消费，拓宽消费领域，并且把提高消费率作为衡量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指标。
着眼于未来10年我国的中速增长目标，加快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发展的重点；既是发展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又是改革面临着的重大挑战。
1.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
释放消费，需要一个坚实的平台作为依托。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需求潜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平台支撑。第一，城镇化拉动投资需求。初步估计：每增加一个市民，需新增综合投资至少10万元；城镇化率每提高1～1.5个百分点，需新增1500～2000万人，年综合投资大概在1.5～2万亿元左右。第二，城镇化拉动消费需求。我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
我国以城镇化为主要依托的需求潜力释放，是未来10年可持续发展的一大优势。如果说未来10年仍有战略机遇期，主要在于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内需释放，有可能使我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继续创造一个大有可为的“黄金10年”。为此，破题新型城镇化，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扩大内需的战略性选择。
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在30%至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1.3%，正处于加速发展区间，未来10年发展的空间仍然很大。具体来看，中西部城镇化率与东部相比，仍有明显差距。未来10年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5～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有可能成为我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亮点。总的估计是，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可能每年提高1或1.2个百分点，2020年将达到60%以上。
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点。这是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农民变市民，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集聚；城镇化为中等收入者的逐步增多创造了条件，它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从实际情况看，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的水平是比较低的。2011年城镇化率为51.3%，其中包括了1.6亿的农民工，若按户籍计算只有35%左右。这个比重，明显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这也表明：一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大有空间，大有可为；一方面我国人口城镇化的差距尚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是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这涉及多方面的体制问题，需要统筹解决。例如：能不能在未来的5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由此为流动人口管理寻求新路。此外，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行政区域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社区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破题了，才能为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2.以扩大消费促进投资转型。
关键是以消费拉动投资，并形成投资转型的动力。消费既是增长的目的，也是增长的动力。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在于消费能够直接拉动增长，而且消费可以带动投资增长，引导投资结构优化调整。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投资率是符合基本国情的。问题在于，现行的投资率长期偏高，投资规模增长长期过快，是不可持续的。当前，适应全社会消费需求规模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大趋势，需要尽快改变投资结构。首先，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应当说，这方面的投资增长潜力很大。其次，要加大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以文化产业为例，未来5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要由2011年的3%上升为5%左右，估计需要4万亿元的投资。第三，要加大城镇化建设的投资。
优化投资资金来源。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例如70%以上，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意愿不足、投资信心不足。
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加大社会资本投资，拓宽民营资本的投资空间，就在于稳增长首要的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尽管前不久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四十余项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应当说有一定的力度。问题在于，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阻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格局。当前，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国有资本到底应当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应当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今天在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中，国有资本要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在于要以公益性为目标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哪里有盈利就往哪里去。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是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
为此，需要以强化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战略性配置：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领域；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集中配置在事关中长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能源、资源和高科技等新兴战略产业，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支持国有资本参与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以提升国家竞争力；对确有必要保留在其他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要提高收租分红比例，并将收租分红收益主要投入到社会公益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国有资本的收支分红比例能够在未来5年左右提高到25%左右，将会有数万亿资金，这能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3.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是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情。这些年，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仍处于一个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步拉大，既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增大，又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进一步突出。改革走到今天，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调整利益关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失衡问题，是老百姓普遍关注的大问题。
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力度。例如，尽快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和居民收入的比重。
其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008年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约为2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水平，争取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到2020年将有可能达到40%以上。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就有了主要的基础和条件。
第三，加快建立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居民收入登记制度与完善的纳税申报制度、官员财产公开、财政预决算公开等，都是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尽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收入分配基础制度建设的关键。
重在实现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突破。未来5～10年，以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走向公平可持续，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把握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历史机遇，需要我们在转型改革上取得共识，更需要转型改革有实质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