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投资是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手段。近年来我国工业投资规模大、增速快，在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增长速度的提高，我国工业投资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赛迪智库认为，近年来我国工业投资之所以投资效率不高，主要症结在于投资结构和投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以大规模投资驱动工业发展的模式难以持续的情况下，应正视工业潜在增长率下行带来的挑战，高度警惕上一轮经济周期推动的工业扩张性投资的后遗症。
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工业投资主要体现为投资规模大、增速快，占社会总投资比例逐年上升，东中西部投资均大幅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日益扩大，在稳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增长速度的提高，从投资的经济效率、社会效率、环境效率等综合来看，我国工业投资的效率呈下降的趋势。换句话说，近几年我国的工业投资效益并不理想。
首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率整体下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从2010年的0.251下降到2011年的0.216，即每1亿元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仅提高0.216亿元，比2010年少增加350万元，说明在我国工业投资规模增大的同时，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却在降低。此外，从全国整体投资效果来看，也在下降（2011年每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GDP仅增加0.233亿元，比2010年少增加140万元），但是下降幅度小于工业，表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下降是影响我国所有行业投资效益的重要因素。工业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2009年的66%下降到2010年的63.8%，下降2.2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工业固定资产的动用速度放缓，建设过程中的工业投资效果下降。工业项目建成投产率从2009年的64.2%下降到2010年的62.9%，下降了1.3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工业建设单位的建设速度放缓，工业投资效果下降。
由于投资对工业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因此投资效率的下降对工业增长产生较大影响。通过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即资本存量的边际产量，可以衡量投资效率。从1994年到2010年，工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波动比较大，特别是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期。1998年资本边际生产率为1.6，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1999年该指标骤降至0.6，表明工业经济的投资效率有所下降。2003年至2007年，工业经济的资本边际生产率表现比较稳定，在1左右上下波动。2008年至今，指标值持续小于1，表明投资效率又出现下降。
第二，工业投资社会效率降低，单位资本就业能力在减弱。工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2011年，我国工业吸纳就业8983.9万人，是2005年的1.3倍；本世纪以来，工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速大幅提高，由“十五”时期的2.3%提高至“十一五”时期的5.2%，上升了2.9个百分点。虽然就业的整体规模在增长，但是从资本对就业的吸纳能力看，1993年以来单位资本的就业量一直呈下降趋势，从0.6人/万元下行至目前0.1人/万元的水平，表明资本吸纳劳动的能力呈衰减的趋势。从工业投资就业系数来看，2005年以后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甚至出现负增长，2010年虽有所提升，但2011年又呈现负增长，且下降幅度比2009年更大。
第三，工业投资的环境效率未见明显提高。从工业投资的环境效益来看，2010年仅工业投资固体废物排放系数有所下降，表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强度有所下降，其余指标均有所上升，其中工业投资能耗系数由0.1298上升至0.1323，工业投资水耗系数由-0.0001上升至0.0006，表明我国单位工业投资的用能和用水压力在加大；工业投资二氧化硫排放系数和工业投资废水排放系数出现明显增长，表明我国单位工业投资的废气、废水排放强度有所提升，环境压力依然较大。
近几年，我国在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虽高度重视节能减排，但工业投资的节能减排成效较不理想，单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所消耗的能源以及排放的废水和废气均未明显减少，特别是近两年反而变得突出。
近年来我国工业投资之所以投资效率不高，主要症结在于投资结构和投资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工业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效益失衡的问题日益突显。
首先，投资总量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伴随产业结构的改善，重化工业大幅扩张导致的资源能源和环境风险不容忽视。现阶段我国的投资率即使与日本、韩国在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水平相比，投资率都处于偏高水平。如日本1961-1973年经济增长率为9.7%，平均投资率为34%，韩国1966年-1979年经济增长率为9.2%，平均投资率为30.4%。近年来我国工业的快速增长，是一种非常依赖低成本要素投入和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导致了对低成本要素投入的过度依赖，还产生了诸多重大失衡，包括产业结构失衡、储蓄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失调，对中国工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构成巨大的隐患。
其次，工业投资增长的方式仍然属于外延型的增长，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在投资增长的方式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没有根本的改善。从扩大生产与技术改造的反差来看，生产性投入的生产要素组合优化甚至还有所恶化。2011年，工业投资中外延性投资（新扩建）比重是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的三倍多，这说明当前工业投资的外延性特征仍然十分明显。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技术改造比重大幅提升的普遍规律相比，我国工业投资中的如技术改造比重提升过慢，如美国在1947-1978年间技术改造投资占总投资比重高达69%，西欧各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达到了50%左右。
当前工业投资增长方式转变滞后的另一表现是近年来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以及人的素质提高等。由于对技术和研发的投资与工业强国相比仍然处在较低水平，因此难以支撑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未来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工业的资本边际生产率的下降，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方式势必走向尽头，依靠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素大规模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将无法继续提升我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有可能出现资产负债表危机。近年来，包括国有企业和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热潮的带动下，在地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在钢铁、水泥、能源、化工等重化行业大规模投资，快速拉高了社会要素成本，大大提高了企业经营成本。据分析，目前一些装备制造企业的盈亏平衡点节节攀升，如挖掘机企业的盈亏平衡点从两年前的1000台到现在的3000台以上；叉车的盈亏平衡点已经上升到10000台。
同时，由于过度投资，目前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十分严重，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根据IMF的测算，我国制造业平均有近28%的产能闲置，35.5%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当前严重的产能过剩是上一轮经济周期推动的扩张性投资的后遗症，说明前些年的投资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投资、不当投资，对我国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构成严重的挑战。
未来一段时间，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而市场需求大幅萎缩的情况下，由于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同时负债率持续上升，一些重化行业的大型企业高负债高投资累积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很有可能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进而将波及到工业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收入利润率为2.90%，比上年降低了1.24个百分点；资产利润率为3.18%，比上年降低了1.22个百分点。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4.6%，比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整体已经处于偏高水平。而一些行业已经被负债率飙升所累，如光伏制造企业负债率超过90%。其他如钢铁、火电、工程机械企业的负债率也很有可能急剧恶化。2012年6月末，我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7.99%，同比提高2.09个百分点，如果按此速度提高，明年就可能达到70%这一国际通认的风险警戒线。当前在船舶、钢铁等行业的一些大中型民营工业企业出现不少倒闭的情况，说明我国工业尤其是一些重化行业的工业企业依靠低端制造、低成本、大规模扩张的模式将难以为继。
从2002年开始，我国进入重化工业时代，国有企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在重工业及化工业领域大幅扩张，并享受到了行业快速发展与周期繁荣的红利。目前来看，这一波重化工业红利的周期正走向波谷，高速度发展高利润增长阶段已经终结。我国重化工业产能大幅扩张带来的资源浪费以及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可能导致重化工业工厂出现大量倒闭的危机，这值得我们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