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月25日起，人民币突然步入“急升”通道。至29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创半年来新高。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连续3个交易日逼近1%的交易区间上限。由于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出口难度，刺激眼下处于“潜伏期”的通胀风险，因而进入本周后，业界、市场和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地区，均对此轮人民币“急升”表达了不解、忧虑和警觉。
　　其实，新兴国家尤其亚太诸国，均不同程度出现了本币对美元的意外升值。譬如韩元对美元创出13个月新高，迫使韩国央行出手干预汇率。再譬如香港金管局在短短5天中，连续四次购美元抛港币，以维护港币汇率。截至昨日，在中国周边及环太地区，泰国、越南、印尼、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央行，均已急匆匆走上前台，直接开打“汇率保卫战”。
　　美联署推出QE3（量化宽松3.0版），无疑是此轮区域性“汇率保卫战”的直接导火索。但对于中国而言，还有更多因素刺激了国际套利资本，短期看好人民币已图“捞一把就开溜”。这些因素至少包括：
　　一是十八大将如期召开，国际游资犹如吃上一颗定心丸，心里对中国发展前景看好。二是截至9月底，中国经济底部已基本形成，尤其是国际主要金融机构、主要经合组织和国外主流财经传媒，进入本月后开始集体反思此轮看淡中国经济前景过于悲观，纷纷调转了评价方向。三是中国新一轮紧扣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未来稳增长基础初步得到夯实。四是粮食“九连增”已无悬念，近期通胀很难在国内回潮，意味着中国政府对国际游资的短期投机不会“反应过度”。五是自2005年汇改启动一路单边升值的人民币，在2011年10月开始出现“有升有降”的双边波动后，外受QE3刺激，内经中国经济筑底激励，人民币出现一波短期单边升值可能性增加。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为此轮人民币“急升”提供了综合条件。
　　稍显隐蔽的是，QE3在三周前启动后，美元贬值立即连累多数亚太国家，唯独人民币“急升”比多数亚太国家滞后了约两个星期，“急升”幅度也小于多数亚太国家。而且，当人民币开始“急升”时恰是美元基本止跌时。这并非偶然现象，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评估中国经济的被隐藏的视窗：其一，人民币“急升”反应慢于多数国家，说明中国经济体量和体质明显优于多数被连累国家。其二，得益于体量大和体质相对优，国际游资想借QE3在中国兴风作浪的困难越来越大。其三，此轮人民币“急升”让一些人相信，的确存在着“国际资本合谋搞垮中国经济”的意图。对此等意图，我们永远需要警惕并做好应对准备，但笔者不认为此轮人民币“急升”是“国际资本合谋”所致。其四，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常项目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平衡，累计顺差已降至1478亿美元，只占同期国内GDP2.6%，较去年同期续降0.3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之内。这意味着短期内人民币持续“急升”空间并不存在，事实是，截至昨日，中国央行依然“按兵不动”，而人民币“急升”却疲态渐显。
　　短期如此，中期亦然。所谓人民币“中期升值”说，建立于中国经济保持“中期高速增长”这一假设。可随着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持续，这种假设已不复存在。以今年为分水岭，中国经济即便从四季度起重新步入稳定增长通道，未来数年增长区间也只能在7.5%至8.5%之间，不可能重返10%至12%的高增长通道。若作长期观察，人民币继续缓升几无悬念，但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强身健体，对冲人民币“急升”的手段也将水涨船高。
　　基于此，不妨把这轮人民币“急升”看作对宏观调控添了点儿小麻烦。从长计议，人民币最终要实现国际化，在此之前，这类小麻烦在所难免，也算是为中国提供了提前“练兵”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