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正将中国推到与美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前台。欧元命悬一线，美国量化宽松的连续出台，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这都是美国在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势下试图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安排。中国作为美国认定的高价值竞争目标，决不能简单地适应国际规则，而应远图长虑，拿出一套前瞻性的国家竞争战略，切实提升战略层面的经济竞争力。
在不确定性与系统性经济风险依然上升的今日世界里，冷静观察重大经济问题背后潜藏的战略动因，尤显必要。
先看依然命悬一线的欧元，今年以来，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领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求解主权债务危机中，只是迄今收效甚微。欧洲最新的自救动作是启动了救助资金高达7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SM），以防区内经济大国西班牙经济最终雪崩。不过，要拯救悬崖边的欧元体系，单靠砌好这堵金融防火墙是远远不够的。谁也不能保证欧元体系危机能够峰回路转。
云集了最多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元区，居然在欧债危机面前难以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真是今日世界的一大经济之谜。或许，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看来，建立欧元区中央预算是一帖良药。不过，笔者判断，作为欧元区内最具救助实力也最具经济理性的德国，是不会拿国运做赌注的。笔者曾说过，当雄心勃勃的欧陆国家希望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强化自己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的时候，美国发现，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更多国际经济责任的欧洲是最大威胁。偏偏欧元设计存在固有的缺陷，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济学家就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情况下的经济对策提出最优解。而发端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通过极为畅通的金融传导机制很快在欧洲产生了“达尔文主义”式冲击。由于希腊、西班牙等薄弱链条的拖累，使得表面强大的欧元区经济在应对危机冲击时显得异常脆弱。于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欧元，在高盛、标普等冰冷手术刀的改造下，居然演变成为欧陆经济的最大“短板”。
另一方面，作为此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自危机发生以来则一再推出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无论是早先的债务上限谈判还是已经连续三轮的“量化宽松”（QE）政策的祭出，本质上都是美国吃准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外转嫁风险并向各国分摊危机成本的掠夺性政策安排。偏偏在既有的秩序框架下，美国在推出上述经济政策时很难受到强有力的约束。换句话说，由于全球欠缺一个建立在制度化和持续性基础上的沟通与协调机制，握有金融主导权的美国何时祭出怎样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本质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与执政当局的政策偏好。不过，吃尽了美元红利的美国应当明白，美元地位正在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这一点，连美国人自己也看得很清楚。这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森格林教授日前即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警告：美元地位岌岌可危。
不过，世人应当明白，一向最能把握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的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其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在制造业领域，美国一改过去有舍有弃的发展战略，而是变得格外“斤斤计较”。笔者预估，美国正在实施的“重回制造业时代”的相关策略安排，即便暂时无法令美国夺回全球制造业的龙头老大地位，也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如果由美国发动的全球第三次产业革命能够取得实质性突破，则美国有可能打造出自汽车之后的另一个超长产业链，并借此在占据此次产业革命制高点的同时，重新切割全球分工与财富版图，进而为美元的霸权地位提供实质性支撑。
另一方面，美国还通过削弱竞争对手的实力来强化美元地位。我们很难说是美国一手引爆了欧元危机，但是通过这场危机，欧元短期内再难挑战美元。假如欧元体系当真崩溃，或者一直不死不活，则由英国配合、美国主导的此轮全球金融洗牌，既达到了洗劫欧元，顺势强化美元地位的目的，也将使美国能够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对意欲扩充行为空间的人民币形成打压态势。偏偏在知己知彼方面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软肋看得一清二楚。财务报表看起来不错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尚在发育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假如美国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一旦其构筑了针对中国的金融包围圈，加上高技术产业的上游锁定，则中国将在中美核心利益博弈中更显被动。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正将中国推到与美国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前台。欧元命悬一线，量化宽松的连续出台，推动制造业回流，等等，均是美国在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势下试图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安排。中国作为美国认定的高价值竞争目标，决不能简单地适应国际规则，而应远图长虑，拿出一套前瞻性的国家竞争战略，切实提升战略层面的经济竞争力。
在全球金融面临大洗牌、新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构筑能够全方位参与金融竞争与产业分工的种子选手，迫切需要总结以往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把握产业与技术变迁趋势，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构筑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高边疆”，从而有效维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在全球经济秩序变迁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与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中国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国家战略，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以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为核心，合理整合国家的经济与技术资源。既要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又要在战略转型中培育高端产业竞争优势，尽快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合理分工。
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在金融服务优势与新技术产业化结合方面形成的丰富经验，在关键经济领域收复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主导权。同时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培育一批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高端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