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高达14.2%，2008年出现较大幅度下降，降至9.6%，随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呈现震荡徘徊的态势，今年第三季度增速降至7.4%。此轮经济增速下滑究竟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增长阶段的转变还是短期经济波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事关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和未来发展大局。因此，许多经济学者将经济潜在增长率作为求解的重要指标，从多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经济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劳动力、资本）条件下，在充分就业和不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各种资源最优和充分配置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一般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趋势性变化，都会引起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出现变化。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在经历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会呈现台阶式下降的特征。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样不可能一直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也必将从高速增长台阶向次高速增长台阶过渡。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条件已经或即将显现。这主要表现在：
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9亿人，之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9.87亿人。2011—2020年就业年均增速将比前期下降0.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4个百分点。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仍然不能弥补劳动力人数下降对经济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储蓄率有所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据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2011—2020年，人口结构变化将带动储蓄率下降2.8个百分点。
经济全球化红利衰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抓住了全球产业分工调整的重大机遇，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目前，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接近大国经济发展的极限，继续上升的空间有限。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加紧实施内外经济平衡战略等，未来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将逐渐递减。
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低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将逐渐消失。
全要素生产率难以大幅度提高。一是短时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二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出现下降趋势。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效应减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活力，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随着改革难度加大，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
准确判断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有关研究对此存在较大分歧。
有人认为，潜在增长率从2007年就开始下降。自我国经济增长速度2007年达到1985年以来的最高点以后，潜在增长率就开始小幅放缓，“十一五”时期年度潜在增长率已回落至9%左右。2007年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化的转折点。
更多的人认为，潜在增长率在进入“十二五”时期开始下降。我国经济已经处于高增长阶段的后期，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预示着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十二五”时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明显下降，但“十二五”时期也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节点，我国经济将步入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新阶段。
还有人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定位在“十二五”末“十三五”初，认为2015年左右即“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经济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会下一个较大台阶。
也有人认为，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时间窗口难以预测。经济潜在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人口的增长率和单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劳动人口的增长率相对容易判断，但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单位劳动生产率变化，使得单位劳动生产率变化难以测算。此外，经济潜在增长率还受到很多不可计量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体制改革、技术进步、管理改善等。
我国经济在经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后，下一个台阶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呢？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进行测算，得出了不同结论。
观点之一，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一台阶为9%左右。潜在增长率将按1个百分点的速度缓慢下降，从现在的10%左右下降至未来5年的9%左右，再往后的5—10年将维持在8%左右。其中也有人给出了一个区间值，认为2011—2015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之间，2015—2020年将下降到7%—8%之间。
观点之二，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一台阶为8%左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幅度约为2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将由改革开放以来的10%左右下降至8%左右，7%—8%的实际年度经济增长是可接受的增长区间，“十三五”时期将继续下降。2020—2030年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至5%—6%。
观点之三，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一台阶为7%左右。潜在增长率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滑，将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3个点左右。其中部分人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还将保持9%左右的高速增长，2015年前后潜在增长率将降至7%左右。但也有较为悲观的预测认为，我国“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就将降至7.2%，“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下降至6.1%。
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将带来一系列风险和问题，比如，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的低效率问题将会暴露，行业盈利能力将下降，企业生产经营将更加困难等。学者们普遍认为，应正视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及早应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增长预期，合理设定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当潜在增长率下降后，在既有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方式下，扩张性经济政策不仅不能拉高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应降低经济增长预期，运用新的增速标准判断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程度，合理设定宏观经济调节目标，防止过度刺激。同时，应以加快经济转型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着力点，努力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潜在增长率下降应对时给出的比较一致的策略。一是加快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性资源配置，打破垄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资源配置；适时推进利率、汇率和要素价格改革。二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核心，立足于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保障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居民后顾之忧，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三是加快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改革。积极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取向的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完善人口管理制度，提高农民工融入城市水平；完善和创新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民收入，发展现代农业。
加大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重点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城市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力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坚持创新驱动，提高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加注重基础研究投入，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研发投入上的差距；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体系建设；完善对创新主体的激励政策，推动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
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民间资本投资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继续推动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减少重复征税和降低税负，适当地、有选择地给予中小企业税收减免，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减轻中小企业负担；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建立健全鼓励创业制度，形成全民创业的良好氛围，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