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0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公开选拔干部，正式拉开酝酿一年多的改革序幕。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长杨团表示，改革阻力大，特别是“去行政化”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既得利益。“绝大多数怕改革，怕摘掉公务员帽子”。截至2011年，红十字会系统编制为11228名。最终“去行政化”未直接列入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任务中。
　　说实话，这并不奇怪，自己改自己，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依赖于现有慈善体制的庇荫，红十字会尽管在去年遭受郭美美事件的冲击，但是危机感似乎并不强烈。没有公众的捐款，还有上级的拨款，而红十字会里的人，把慈善当做事业的人少，把慈善当做编制的人多。因此，即使红十字会信誉危机的源头就在于行政化和不透明，即使红十字会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也不愿对症下药。
　　郭美美事件以及引发的舆论笔伐，确实让红十字会感到了压力，但压力大到足以倒逼自身改革的程度，似乎还谈不上。充其量，这种压力大到足以使其要做出一副改革姿态的程度。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宋朝年间的一个典故。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在一次与阁臣讨论变法时说，对于变法，虽然士大夫大多不高兴，但这却是有利于百姓的。大臣文彦博毫不客气地将宋神宗这句话挡了回去，“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王安石变法人一走茶就凉，原因大概就在此吧。那些怕摘掉公务员帽子的红会工作人员，恐怕会是文彦博的粉丝，“为与公务员做慈善，非与百姓做慈善也”。
　　真正推动红十字转向服务型机构的压力，将是慈善结构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有当红十字会不再是慈善的施舍者，而是慈善的竞争者之一，红十字会的改革或许才能迈出那真正实质性的一步。慈善不应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结构，而应该鼓励更多的个体和机构来扩大慈善的力量。做慈善的机构多了，才能够倒逼着慈善机构公开、透明，珍视自己的名誉，惟有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才可万木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提出“文明自杀论”，通过对历史上相继消亡的几十种文明研究发现，文明的衰落无一例外在于自杀，而非他杀。因为当一个社会不能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失去改革的勇气和活力，文明的衰落就不可避免。用汤因比的宏大理论来说红十字会的那些事儿，颇有些用牛刀的感觉。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红十字会如果在新挑战面前依然用旧瓶装新酒，名誉的衰败将是不可避免的，而死者，即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