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援引一家世界知名机构的调查报道，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占75%，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这一调查结果城市排名的前列。
　　事实上，稍早前的另一项调查也佐证了这样的压力。据媒体报道，一项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调查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要9000元左右，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
　　9000元才不惶恐，这让很多人质疑，认为是在矫情。然而，在都市工作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压力，不仅仅只是来自物质压力，同样也来自因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而伴生的精神压力。高房价和高物价让其感到现实压力，未来的父母养老、孩子教育等趋涨刚性支出让其感到未来压力。在这双重压力之下，想不登上压力榜首都不行，也让9000元这样一个高薪才能勉强镇住对生活的惶恐。
　　将调查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联系起来阅读，这感受会更全面一些。距离年底还有两个月，将在12月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毫无疑问将一直保持话题的热度。方案一直是闭门制定，虽然有媒体陆陆续续曝出了些许细节，但公众对方案的印象只能是盲人摸象。尽管如此，对于透露的控制垄断收入和提高低层收入的方案目标，大抵跟公众的感受认识咬合住了。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人们的关注度主要在“控高”和“提低”上，自然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方面就留下了盲点。正如上述两个调查所指，“压力山大”和9000元才不惶恐，都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苦闷”写照。
　　中等收入群体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消费的压力。一个消费型经济的形成，最主要的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敢于消费、能够消费。这是一个有着不断消费者升级需求的群体，从衣食住行到教育文化旅游，都是有效的、真实的、终极的需求，从制度上放大这样的消费，我们的投资才不是跌进效率递减的陷阱，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够禁得起外部市场环境的风吹草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其重要性不会低于“控高”和“提低”。
　　高中低，三个目标，一个方案都要兼顾到，不太现实。事实上，从来就不会有一个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方案，不可能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来之后，所有人都俱欢颜。再怎样完善的方案，都只是一个二次分配的方案，都只是对收入差距的修补，而不能让收入差距在各阶层人们心中得到认同，因为收入差距的最大源头，在于初次分配的效率扭曲，在于初次分配中个体或者低收入群体就已处于弱势。因此，缩小、调和收入差距的最根本之策，在于对初次分配体制进行改革，也就是坚持市场为主的资源配置手段，避免政府那“有形的手”僭越成为“闲不住的手”，在国民收入中政府应该对企业和个人放权让利，让后两者在国民收入中占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