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法国开征金融交易税（financial transaction tax，FTT）后，欧盟委员会本月23日又批准了德国、意大利等10个欧元区成员国征收金融交易税的申请，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金融交易税的热议，褒贬不一。笔者认为，金融交易税是本好经，但念好并不容易。
　　金融交易税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首次提出的，亦称“托宾税”。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崩溃，国际货币体系正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体系过渡，人们普遍担忧外汇市场巨幅波动。托宾值此提出对全球现货外汇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税，“往飞速运转的外汇投机车轮中掷些沙子”，通过惩罚短期频繁的投机性外汇交易，规避汇率剧烈波动。托宾认为，最好实施一个针对货币兑换行为的国际统一税，由各国政府分别行使管辖权，税收收入可存入IMF或世界银行。
　　从逻辑上分析，金融交易税是巧妙的理论构思，但理论与现实总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些国家在实施金融交易税时，扛着“打击金融投机”的大旗，看中的却是金融交易税的结果，也就是税收，其主要目的是充实本国的财政收入，填补债务赤字。
　　从税的角度看，金融交易税首先是一种印花税，具有“宽税基、低税率”的特点。金融交易税不针对特定金融机构，是对外汇、股票、债券和衍生工具等金融产品的交易征税，用者自付，课税对象十分广泛。金融交易税虽然税率很低，只有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但由于交易量大，收入很客观。对于那些财政捉襟见肘的国家，金融交易税的诱惑力是相当大的。
　　尤其是国际金融爆发后，各国政府部门被迫救助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耗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招致公众对金融部门和政府的不满，金融交易税也再次受到重视，并被赋予新的使命：一是回收财政支出，二是遏制金融部门的贪婪，可谓“义正词严”、“劫富济贫”。在道义面前，一些历来反对金融交易税的国家和国际机构也不得不低头，有的还提出变通方案，支持有条件的资本管制。此时开征金融交易税阻力较小，恰恰是政府梦寐以求的“良税”。
　　征收金融交易税后，能否有效遏制金融投机？如何有效区分正常交易和投机交易？如何控制避税行为？对实体经济有何影响？如何在国家间划分、管理和使用金融交易税？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欧盟考虑得既不周详也不深入。20年前瑞典征收金融交易税失败的教训，让人记忆犹新。为科学使用金融交易税，尽量逼近其政策意图，笔者建议实践中宜重视以下原则。
　　一是以遏制短期投机为主。现货外汇交易应是重点实施对象。对流入的资本征收低税率，对流出的资本征收高税率。视情调整税率、征收范围和政策实施窗口，必要时可采取临时管制措施，提高打击纯粹投机交易的准确度。
　　二是实施差别税率。对不同性质的交易实行差别税率，对长期持有和对冲风险的金融交易征收低税率，对投机交易尤其是高频交易征收额外附加税。根据实施效果，科学测算和调整税率水平，进而实现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
　　三是税收使用兼顾国内和国际。笔者建议将税收一分为四：25%用于回收支出，补充国内财政收入；25%作为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风险准备；25%用于减贫等国内公益事业；25%上交联合国成立“国际金融交易税基金”，用于疾病研究、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国际公益事业。具体分配比例可视情调整。
　　四是制定不同层次目标。近期目标是在区域内统一征收，借鉴欧盟的做法；中期目标是在G20框架内征收；长期目标是全球范围内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