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数十家大型企业已经或正寻求逃离希腊，不仅搬迁总部，而且力图在融资等方面与希腊划清界限，无论是外资企业的希腊子公司还是希腊本土公司，概莫能外。
在外资企业中，2000年设立的可口可乐希腊装瓶公司本是希腊市值最大企业，目前占希腊ASE指数权重达23%，但该公司在今年10月11日宣布将把总部迁往瑞士楚格州，并在希腊证券市场回购股票，谋求在伦敦金融市场上市交易，在希腊保留的只有生产线。在内资企业中，希腊乳制品巨头FAGE于10月上旬宣布将总部迁往卢森堡，为企业经营谋求更低税率以及更好融资环境。
希腊大型企业争相逃亡，为金融危机传染中的唤醒效应（Wake-up
Effect）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形成之后，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现象就已经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的进展又大大强化了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例如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Tequila
Effect）、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的“亚洲流感”（Asian Flu）和“俄罗斯病毒”（Russian
Virus）等。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又未必完全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或者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相当一部分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
在这些偶发性“传染”渠道中，所谓“唤醒效应（Wake-up
Effect）”就是投资者预期变化导致金融市场发生自我实现危机的典型。这种唤醒效应不仅存在于一国之中的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即使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经济基本面存在很大差异，只要它们之间可以被贴上某类共同的标签，唤醒效应就有可能引爆一场货真价实的危机冲击。
可口可乐希腊装瓶公司和FAGE公司之所以决定迁出希腊，直接导火索是标准普尔等信用评级机构以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为由将这些公司降级至接近垃圾级，或发出降级警告，这些公司如果现在向市场寻求融资，必然要支付与公司基本面不匹配的成本，期望通过公司迁址来降低融资成本。事实上，金融市场对这些公司的如此恶劣预期并没有太多成分建立在该公司经营基本面上，而是单纯的非理性预期。FAGE仅仅是宣布迁址卢森堡，就让标准普尔取消了此前对该公司的评级警告。虽说标准普尔声称FAGE总部搬离可能退出欧元区的希腊会降低其经营风险，同时让企业获得更多融资渠道，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总部迁址这一举动又能让企业经营基本面发生多少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事实上，一些眼光独到的兀鹫投资者正是寻找这类被低估的公司股票抄底而牟利。Naftilia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乔治·艾略特（George
Elliott）管理资产规模不过4亿美元，今年以来投入希腊股市的资金却达到了5000万英镑，他专门寻找那些受希腊名声拖累而将大部分业务拓展至海外的公司，以及一些由于股价低廉致使其具有被收购吸引力的公司，不到半年便获利丰厚。
市场参与者对可口可乐希腊装瓶公司、FAGE公司之辈的预期及变化并没有扎实的基本面基础，希腊为此受到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损失。仅可口可乐希腊装瓶公司一家迁址，希腊政府每年就要因此损失税收2000万欧元（约合2500万美元）以上。如果企业逃离希腊成为蔚为大观的潮流，希腊税收损失将更加严重，市场参与者们预期的希腊危机也就会进一步自我实现更加恶化。同时，由于优质公司出走将使得雅典证交所市值大幅度缩水，仅可口可乐希腊装瓶公司一家退市就将使雅典证交所上市公司总市值从392亿美元降至310亿美元左右，沦为全球24个主要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中的“老末”，这也意味着这个市场更容易受到外来冲击，更容易被操纵。
以希腊为鉴。尽管我国经济基本面在全世界大国之中仍然较好，但倘若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爆发危机或动荡，我们也难以完全免于唤醒效应的危机传染冲击。回顾1997-1998年中国市场遭遇的惊涛骇浪，以及去年下半年以来其他新兴市场经济震荡和我国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