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周期回落和结构调整的压力集聚期。总需求衰退带来的周期性放缓以及供给硬约束导致的结构性放缓“双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因此，为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中国需要重新定位结构调整的“任务清单”，通过供给改革创造经济增长新格局。
一直以来，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都是判断全年走势最为关键的指标，面对扑朔迷离的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今年更是如此。
如果按同比增速看，前三季度GDP，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逐季回落”特征明显。然而，按季调后的环比增速看，却呈现“逐季走高”态势：从一季度的1.5%回升至二季度的2.0%和三季度的2.2%，显示宏观经济已经“缓中趋稳”，步入筑底回升通道。此外，在宏观刺激政策集中发力的作用下，9月官方PMI指数结束“四连跌”，“三驾马车”恢复增长动力，M1、M2同步大幅反弹，都显露出“稳增长”的积极信号。
相对“稳增长”，与中国经济再平衡相关的“调结构”更为积极。从内部平衡看，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超过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0.5%。这也是2001年以来，最终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内需失衡调整向前推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而从外部平衡看，在出口因全球需求不振被动放缓和贸易平衡政策主动调整的双重作用下，外贸盈余占GDP比重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8.8%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1%，国际收支失衡状况正在趋于改善。
不过，“调结构”也不能拘于短期需求，更要放眼于长期供给，因为长期供给才是决定一国潜在增长轨迹的关键。
从当前“调结构”政策思路看，在“出口-投资-消费”之间找平衡，探讨的都是总需求概念。但从本质看，供给硬约束才是本轮经济回调的最重要因素。过去30多年间，以劳动力为基础的成本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和繁荣增长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的GDP中，储蓄率占38%，2007年甚至达到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这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还要做好应对更加困难局面的准备。
经济结构性变化正在全球范围内上演，为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就必须重新定位结构调整的“任务清单”，优化要素投入结构，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技术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当然，在整体要素结构升级的过程中要符合经济跃升的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在“要素红利”形势逆转下，比较优势出现“真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