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持续回落，今年以来大部分时间人们都在期待出现新一轮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但显而易见的是，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至今都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放松。尽管最近一两个月各地都在高调地宣传投资计划，总额据说高达十万亿，但这些堂吉诃德式的计划，不但统计口径不一，而且大多注定无法落实，其本质上只是地方政府的一次形象广告。总体看，“小四万亿”已成镜中月、水中花。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目前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个很大刺激计划，而类似2008年四万亿那样的计划，只会导致更多的负作用。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更是明确表示，中国此次刺激方案规模将会是适度的，既足够大到能够稳定经济增长，又不会对未来造成负面影响。这算是官方第一次间接承认2008年的刺激计划失当，但相比民间的批评来说确实太迟了。
　　本专栏曾指出2008年刺激计划的三大失误：一是对就业形势判断有误，导致政策力度过大；二是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有误；三是靠吹泡沫来救经济。这些失误的发生，与决策时间紧、辩论不充分有关，但在我看来，这次失误也体现了长期以来我们经济治理上某些观念偏误，这些偏误如果不加以澄清，类似失误还有再次发生的危险。我们对此依次讨论，先看第一点。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和就业是所有国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归宿，对于我们这种追赶型以及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来说，就更是天经地义的目标。如果没有增长，国家就永远无法现代化，没有就业社会就不稳定。可以说中国人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视，存在天然性，但是，一些偏误也在这种情况下悄悄地产生了。
　　其一，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任何时候都只能快不能慢。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骑自行车”理论，说经济如果慢了就要出事，所以必须追求快速度。类似的还有“通胀无害论”，“以通胀刺激发展论”。这类观念广为流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轻视经济周期内在规律，偏向于以超出潜在增长能力的目标速度来安排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们常看到，经济周期性上升了很长一段时间，且已经明显达到过热状态，需要降温，但紧缩性政策仍然会遭到强烈抵制，而在经济巩固期，迫使政策放松的压力更是非常大。在反对紧缩（在中国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叫“宏观调控”）力量中，地方政府、国企、权贵资本等利益集团固然是主角，但“骑自行车”理论广泛流行，增长第一的舆论环境，也功不可没。
　　其二，因为就业极端重要，为了就业应该不择手段地把经济搞上去。有人不区分失业性质，不了解从二元结构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失业的多重原因。总之，只要有失业，就应该政策放松，把总量性政策工具当作解决一切就业问题的法宝。
　　在教科书中，货币政策（可推广到所有总量性政策）有四大目标：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内外平衡。其中，增长、就业与物价稳定是反向关系，而增长与就业之间呈同向关系。信奉增长至上的人，固然有些不知道上述反向关系，但大多数人是知道增长过快会带来通货膨胀的，也知道通货膨胀有害这一常识，但他们中总有些人挖空心思地去论证中国高通货膨胀（从5%-10%不等）的必然性、合理性，进而提出调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这股风气在最近3-5年特别盛行）。这的确是一种怪象！
　　在面临高增长与低通胀的权衡时，这些人取了高增长而舍了低通胀。问题是，如果高通胀能持续地换回高增长，这个代价未尝不可。不幸的是，通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在短期内有效，现今无论哪个流派的经济学家，都承认货币在长期内是中性的，也就是说，试图通过扩张货币将经济维持在潜在增长率以上，注定是徒劳的。在长期内，扩张货币只会造成名义GDP膨胀，而无助于实际GDP的提升，甚至会因价格信号混乱造成潜在GDP下降（理论上通胀率为零最佳，但各国的通胀目标一般都是一个很低的正数，其机理有机会再作解释）。任何一个接受潜在经济增长率概念的人，面临高增长与低通胀的权衡时，会作何决策是不言自明的。
　　就业问题更复杂一些。在成熟经济中，失业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当周期性失业率为零时，实际增长率就恰好与潜在增长率相等，此时的结构性失业率就称之为自然失业率。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处于二元结构中，巨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到工业部门，因此除了别国那种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之外，还多了一种失业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刘易斯式失业”。总量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性失业无能为力，对中国独有的刘易斯式失业也无能为力。在此前经历的几轮经济周期回落中，我们面临着三种失业的叠加，每每让失业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大概这也是全社会对失业异常警觉的重要原因。
　　遗憾的是，对于经济中的一些潜在变化，我们认识得并不充分。大致可以认为，中国的刘易斯式失业在2008年前后已经消失（2004年局部已出现民工荒），但是，我们还在用原有模型来分析问题，结果自然夸大了失业的严重性。形势的误判，加上有通过总量政策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习惯，于是乎，我们在匆忙和恐慌中推出了一个力度过大的刺激方案。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接受潜在增长率的观念，那么政策制定上该如何操作，毕竟潜在增长率的具体数字很难把握。解决的办法是，根据增长与物价的反向关系，确定一个中期预期通胀率目标，并把控制通胀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央行行长周小川前不久撰文谈货币政策时，也再次强调物价稳定是四大目标中的首要目标。但央行的说法要落到实处，必须有全社会的配合，否则在各种具体环境下，政策目标十分容易出现偏离。笔者以为，当前确实很有必要向全社会普及潜在增长率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失业率这一常识，让那些宣扬调高通胀目标、误国误民的无知经济学家成为过街老鼠才对。他们这种思路持续制造了偏高的通货膨胀，几十年累积下来，对普通人财富的侵蚀，对分配失衡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还有一点值得重视。增长率与就业是同向关系，但同向关系并不一定是线性关系（如奥肯定律所揭示的那样，GDP每增长2.5%就业率上升1%）。在很多时候，经济增长和就业是脱节的，美国最近三轮经济衰退（1990年、2001年和2009年）在恢复期都出现了一段无就业复苏（Jobless recovery），这时候总量政策到底是关注GDP还是关注就业呢？在2001年的衰退中，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直到滞后的就业形势出现确定性的好转后才开始退出，这被认为是造成随后次贷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政策到底是该关注GDP还是就业，至今美国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得出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未来中国会不会在某个阶段也出现无就业复苏或无就业增长的情况呢？这时候总量政策到底该如何抉择？这恐怕是值得我们未雨绸缪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