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应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一种对“公平”和“效率”的选择，保持适度公平，同时保证效率是主要改革方向。
　　我国现行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形成的，随着宏观调控目标的调整，税制进行了相应调整，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总体格局没有改变。2011年，间接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70%，而来自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收入合计比重不足30%，能够在再分配领域发挥调节作用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整体比重过低。这种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容易产生税负转嫁，并且具有极强的累退性。累退性主要是指纳税人的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变小，越是高收入阶层，所承担的税负越轻，中低收入阶层税负却相对偏重，不符合量能纳税原则，其直接后果就是税制、税负的不公平。
　　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表面上看，我国85%左右税收由企业交纳，但在企业交纳的税款中，仅20%是不能转嫁的直接税，余下80%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这种税负转嫁主要通过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大主体税种实现。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涵盖大多数商品和劳务，商品经过多次加工环节后，最终商品和劳务大多数与居民部门生活息息相关，需求弹性较低。根据税负转嫁理论，在需求弹性较低时，需求方会承担大部分税负。这样，虽然企业交纳的税款较多，但企业可以通过税负转嫁的形式将税负转嫁给居民，大部分税负最终由居民承担，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
　　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间接税普遍实行比例税率，势必导致这些税种具有累退性，即低收入阶层交纳的税收占收入的比重高于高收入阶层。这是因为：第一，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并不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在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收入越少，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越大，承担被转嫁的税负就越重。第二，对全部商品课税时，由于需求弹性大小不同，课税所引起的提价速度也不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商品课税的税负将更多落在广大低收入者的身上。第三，任何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总是少数，中低收入阶层却是多数。商品课税的税负必然主要由占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承担。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目标是调节贫富差距，但个人所得税成了名副其实的“工薪税”，没有起到“劫富”的作用。由于工薪收入规范化程度比较高，便于征管和监控，由单位代扣代缴，因此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力。目前，工薪阶层缴税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0%以上。当前个人所得税虽然实行超额累进税制，但由于政策设计和征管监控等原因，税收在调节高收入群体方面有些失灵，高收入群体通过种种方式逃避了税负。这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公，有悖于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此外，最富有调节分配功能的遗产税和赠与税的缺失、社会保障税没有到位等，进一步削弱了税收对高收入群体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的调节作用，也不利于保障低收入群体，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公平作用的发挥。
　　也要看到，尽管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而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我国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税税基逐渐扩大，直接税的比重将会实现提升。为了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现行税制逐步修正和完善成为一种必要。
　　推动税制改革，短期内，要通过各种措施努力提高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的累进性；长期内，应适当降低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另外，税收受困于自身单向调节的局限，即税收调节的直接效果是减少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但不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只能“劫富”而不能直接“济贫”。因此，还需要同其他财政政策相配合，比如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实现收入再分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