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浙江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为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有杭州企业人士称，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拿过来“预支”。
　　经济增长放缓给地方财政增收带来的压力，已不是近几个月来第一次成为公共议题。此前有消息称，全国有将近四成的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时候未完成相应的财政收入任务。这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稳增长”压力是现实的，在讨论一些地方出现的“突击征税”或“预支”等“过头税”现象时，这一点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税收作为一种利益分配形式，其征收额度以及时间都要能够反映社会经济的运转情况，且囿于其自身的固定性，一切非正常地征收行为都违背税法。中央相关部委早已给出了结构性减税的调控命令，其目的是为了在整体经济形势趋紧的情况下，让渡给企业更多的增长空间。而“预支”税收则反其道而行之，表面上可能满足了暂时性的财政增收需要，而从长远看，却是在加剧企业的生存压力，透支地方经济的未来，对此，地方政府应该也心知肚明。
　　那么，问题出在哪？一些部委负责人多次呼吁各地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并强调严禁征收“过头税”。这说明相关预见性并不是没有。但无论是结构性减税，还是一些地方出现“预支”情况，都说明某些政策已经发生偏差或是成效有限。综合而言，不难找出其中的共性根源——一些“稳增长”措施虽瞄准了经济发展的关键元素，但仍建立在原有的财税分配体制之上，顶层设计并未跟上。
　　不可否认，财政增长与结构性减税之间，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现实矛盾。虽然减税措施中包含了挖掘企业潜力、缩减政府开支的政策诉求，但至少短期内的财政收入是减少的，地方政府的让利热情自然不高。特别是在现有财税预算体制中，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以上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财政增收有固定的考核指标，财政减收对于地方财力和官员个人的影响都是长远性的，出现“预支”的短视行为也就在所难免。
　　如何应对这种现实，不能再仅靠相关部委的口头“强调”了。应该看到，“稳增长”压力催生出的这些征税乱象，都说明之前的财税制度已经到了改革的临界点，比如预算评估标准、财政收入的考核方式、这些都不能再被拖延，否则这种乱象将进一步被放大，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连续多年的财政高增长之后，增速放缓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一些常年被高增长掩盖的发展问题会再次凸显出来，如“过头税”和非税收入增长现象重现，就有必要反思其发生的根源——是权力约束不够，还是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存在问题，都需要作出及时研判。另外，除了拖延结构性减税和征收“过头税”，一些见效慢的民生项目的投资能否保障，以及是否存在靠大项目突击增收的冒进行为，都要建立跟踪机制予以排查。
　　经济增速趋缓是反映社会发展状况的大镜子，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征税行为，只是这面镜子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标点。在“稳增长”的大帽子下，有必要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波动，作出更为全面和及时的干预，提高辨识度，并借机推动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提升应对“稳增长”的制度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