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九千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五千元上下浮动。（10月22日《华商报》）
　　因个人的消费观念、工作环境乃至人生观的差异，每个人要达到“不惶恐”的条件都会有所不同。调查得出在一线城市要月薪九千以上才能“不惶恐”的结论，恐怕也有失全面。只能说，月薪九千更多是被物化了的“不惶恐”条件。
　　类似的调查有很多，其指向的共性问题，无外乎是房价高、社会保障不够健全等老话题，也很容易引爆人们的情绪。但要看到，工资凸显出来的人们对于高房价和低保障的焦虑,其实只是对于调查结果的表象观察，其背后的身份焦虑才是根本症结。
　　皮尤世界民情项目的一项报告显示，中国人最担心的问题包括物价上涨、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等。这相较于“月薪九千才不惶恐”应该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当下社会性焦虑的真相。物价上涨所产生的社会焦虑和高房价一致，而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其实是个人惶恐被隐蔽的深层原因。因为，与惶恐相对的是确定性，是希望，也就是说，很多人感到“惶恐”，是因为对未来缺乏把握。
　　对未来的预期，直接表现为对自我上升空间的期待。现代社会，职业选择集中化甚至窄化，一是竞争成本很高，如对学历的要求普遍性提高；二是公务员等个别职业因资源优势受热捧，而职业容量有限，催生了大量的“失意者”。不菲的竞争成本和竞争强度，致使很多人不可避免被淘汰，职业焦虑自然会演变为个人“惶恐”的一部分。虽然其他职业或低学历也可能带来高收入，但由于学历的标签作用和个别职业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导致身份焦虑的加剧；而另一方面，各种“二代”、“拼爹”现象层出不穷，又让身份焦虑更为凸显。当一个人看不到自我的上升空间或是希望很小，自然会希望以高收入去弥补现时的“不安全感”。
　　当然，个人上升通道的通畅与否只是个人安全感的一个原因，而非全部。目前教育、就业、住房、养老等社会性安全保障网络的不够发达，势必会加剧个人期望以增加个人收入去解决“惶恐”的心理压力。而社会保障网络的庇护范围和程度，往往也与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关。这种保障上的不公，又加剧了“惶恐心理”。
　　所谓不惶恐，即让人看到希望。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能够通过努力公平地获得上升的机会；于社会而言，是全方位减少社会和制度性不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更能体现公平正义，不会因个人身份和某些显失公平的人为操作而异。这应该是“月薪九千才不惶恐”背后最应反思的社会性命题。